中国北部茫茫的蒙古大草原上，曾经驰骋着一个饶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契丹。从臣服回纥汗国到归附大唐，契丹部落开始顺利发展，至唐末五代期间，契丹人迅速由氏族部落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不断学习唐代封建社会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过民族内部平叛，并且对外不断征战，契丹部落逐渐强大，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从此保持了二百余年的草原霸主地位。事实上，这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远胜紧随其后的女真金国与蒙元，其原因在于辽代契丹民族较金元等后继少数民族政权创造并遗存了更多灿烂的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以及历史影响方面均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辽国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奠定了北中国的版图范围。契丹人努力学习中原汉文化、接受先进生产力，对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开发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后世的金、元政权依然奉行辽制，元代贤相脱脱帖木儿修《辽史》时盛誉为“垂鉴后世、一代盛典” 。
但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即使建国后辽帝与朝臣仍固守迁巡的四时捺钵制度，手工业基础较薄弱，但契丹民族仰慕域外中原与西亚等先进文化，并不固守，注重学习与吸收，以草原文化为主体，汲取唐宋及域内外多民族文化精髓，构建了宏伟辉煌的“大辽文化” 契丹王朝尽管域内只有高句丽和渤海国产过少量低温釉陶制品，本族几无制瓷历史与根基，但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崛起，尤其注重农耕与手工业生产后，迅速发展至成熟的辽瓷以独特的魅力熠熠生辉，最终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篇章。
一、辽瓷产生、发展的时代历史背景
契丹民族对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极为仰慕，在部落期对大唐的归附也是主动的，唐政权在辽宁朝阳（营州）一带为契丹首领设置松漠都督府进行地方政权管理，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主动汉化渗透，契丹民族已经倾向于半农耕、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番汉杂居的汉化程度已经较高，这就具备了契丹势力范围内初步掌握制瓷技术的基本条件，有证据表明唐末辽西一带已出现用于日用和建筑的陶瓷件烧造。
至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分裂，藩镇割据，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战火蹂躏下均遭到严重破坏，恰也造成了契丹政权在人口、势力上的迅速膨胀与崛起，特别是后唐将领石敬塘造反被困，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援契丹解围，导致契丹无阻力突破了塞北与中原的天然群山屏障，为窥视中原已久的契丹侵宋铁骑的南下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本文所述辽瓷的萌发迎来了蓬勃的生机。此后历经四十余年的宋辽战争，直至“澶渊之盟”的缔结，这个历史上一直有争议、被唾弃的和谈却换来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两国之间文化、贸易交流不断，民族融洽，两地百姓生产恢复、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是辽瓷大发展的必然。
内蒙古博物院·三彩摩羯壶
二、独树一帜——辽三彩
早期“燕云十六州”的易手，是契丹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壮大甚至转型的直接契机，这时等于契丹人已经跨入中原半步，随后出现了著名的“五京七窑”
辽代建有五京，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按当时规制，每一京附近都建有一个制瓷的窑场，以特供皇宫和周边地区用度。“五京七窑”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上京窑”、“南山窑”和“白音戈勒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缸瓦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冮官屯窑”；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的“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大同青瓷窑”。
这也是契丹窑场全部位于辽阔领地南部的重要原因，随后“七窑”炉火旺盛，“辽瓷”开始真正进入历史舞台，辽三彩等特色种类至此问世。
辽黄釉凤首瓶/辽黄釉葫芦形执壶/辽三彩砚洗·赤峰博物馆
辽三彩是一种多彩的低温铅釉陶器，浑厚古朴，是最富有契丹民族风格的制品，也是辽瓷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它融合昙花一现的渤海三彩，上承唐三彩，下启金元三彩，突破唐三彩多数用于冥器的局限而大量进入实用领域，无唐三彩中的蓝色，以黄（褐）、绿、白三种色彩为基调，其中单色釉的“辽黄”“辽绿”统归为三彩类型。
1、胎、釉：有研究表明，辽三彩是二次烧成制品，利坯成型干燥后，高温素烧胚体，胎体大多呈坚硬淡粉红色，然后覆化妆土罩釉再次入窑低温烧制，焙烧融釉的过程中，由于胎体事前素烧，较少有气泡进入釉层，使釉质有洁净纯透之感。辽三彩釉层薄，虽有垂流现象但不严重，所以釉彩之间交融少，视觉效果上色彩分明、鲜艳明快。釉料中配入天然硼砂的硼砂釉也是作为低温釉的辽三彩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
2、塑型技法：辽三彩大多为日常实用器，装饰技法采用剔刻、压印、贴塑完成胎体装饰，其中盘碗等圆形器皿采用轮制拉坯，异形器如方斗盘、海棠盘等采用印模压制，多面器及皮囊壶、摩羯壶等立件采用分体模压，镶接组拼，压模制品的纹饰随压制时一次成型。辽三彩也有建筑构件、少量陈设用品及像生瓷件。
辽三彩鸳鸯执壶·赤峰博物馆
辽三彩海棠盘·辽宁省博物馆
辽三彩多边形套盒·内蒙古博物院
3、题材与纹饰：辽三彩的表现题材与艺术风格均不及唐三彩的丰富多样，但却是所有辽瓷中最富契丹民族风格的器物，像凤首瓶、海棠盘、暖砚、鸡冠壶等专属器型较多，所以纹样题材也是少匠气、多纯真。其中植物纹样最多，以牡丹、菊纹、莲纹等为中心纹饰，卷草纹及水波纹等做配饰；也有少量以鱼纹为主的动物纹及类似胡人服饰的人物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中后期，佛教的传入也对契丹器物纹饰题材起到一定影响，赤峰宁城县出土的一件模印迦陵频伽纹的黄釉提梁壶即为重要佐证，佛教形象中大型的塑像更是艺术珍品。
辽宁博物馆·牡丹纹三彩海棠盘
迦陵频伽纹提梁壶·赤峰出土
4、装烧方式： 三彩类辽瓷装烧方式不统一，除琢器之外，盘碗等小件大多叠烧，器物间采用带三支钉的平底垫饼隔离，烧成后人为剥离，所以往往在器物内底留有三点支钉痕。经过长期的总结，对于辽瓷有“彩三、白四、立多粘”之说，“白四”与“彩三”同理，同类白瓷支烧痕为对称四点，但斑痕面积往往会大一些，有的呈条形，斑痕上常常伴有粘砂现象，“立多粘”是指壶罐类立件因码放密集，肩、腹等突出部位易与相邻物件粘连，也不排除入窑时为保证稳固，在各器物肩部之间放置稳固支架而造成的粘接痕。
辽三彩以独树一枝的风格，折射出契丹民族的审美与气质，开启了继唐三彩之后陶瓷史上三彩瓷的新纪元，其艺术成就高于同期中原宋三彩，在陶瓷史与中外收藏界一直都有高度的盛誉。
辽宁省博物馆藏品
三、辽代的重要窑场（简介）
1、赤峰缸瓦窑（中京地区）
赤峰缸瓦窑制瓷品种繁多，釉种丰富，是辽属地最大的窑场，创烧于辽代早期，由多座马蹄窑和一座龙窑组成，窑址勘测证明不同品类不同质量的产品分窑烧制，这里也是辽三彩的重要产地，其胎质呈淡粉色，特征明显。白瓷产量也较大，其中精细者较少，胎质粗糙、施化妆土、留有垫烧斑的日用器具较多。品类中白底剔刻填黑彩的制品存世稀少，只在几家大型博物馆有少量收录，均为大瓶、大罐类，工艺水平与艺术成就较高。缸瓦窑的黑褐釉鸡腿瓶也是其标志性产物。
辽三彩摩羯壶·内蒙古博物院/辽代缸瓦窑剔花填黑大罐·上海博物馆
2、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南京地区）
辽代龙泉务窑刻花注壶·故宫博物院/辽代龙泉务窑执壶·首都博物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与辽代“五京”制确立后，现北京作为辽代陪都的南京称“析津府”（后改燕京） 也是今天的北京开始第一次以都城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与其它“四京”相比这里成为辽属地最“富庶”的区域，人丁市井最为繁荣。“澶渊之盟”后这里不光作为大辽的“钱袋子” 也是辽朝接收宋政权纳贡与宋辽百年贸易的前沿榷场，更是中原文化思想输入的重要通道。所以作为辽代第二大窑场的龙泉务窑自是产能不凡。龙泉务窑也是创烧于辽早期，其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其它釉种与三彩器，总体以日用粗瓷满足区域内大量的日常需求。这里出产的精细白瓷以高铝低硅的特征浓缩着定窑的影子，其粗白瓷显著特点也是内底四点条形垫烧痕，从粘结物观察，似为砂条垫烧，与缸瓦窑和大同区域内浑源系颇有渊源。龙泉务窑的三彩塑像是辽三彩中的艺术珍品，为辽三彩的发展与类型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早年易县八佛洼流失海外的几尊大型辽三彩罗汉组像以超写实的艺术魅力堪称瓷塑史上的至上瑰宝，至今享誉海内外，据专家学者比对研究，极有可能就是辽代龙泉务窑产品。
龙泉务窑三彩菩萨·首都博物馆/辽三彩罗汉·美国大都会馆藏
3、大同青瓷窑及界庄浑源窑系（西京地区）
塞上明珠的大同自古便是汉民族与北部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通道，所以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带。
西京大同——云、朔一带划归辽国之前，已有较好的制瓷根基，早有浑源窑系的形成，“澶渊之盟”之后，大同地区瓷业再度复兴，主要产品是黑釉、酱釉以及黑白双色的剔花器，剔刻粗犷，刀法参差，胎质灰中透黄，胎体也一般厚重。辽代期间瓷业虽仍由汉人工匠执掌，但自然而然的融入了契丹人喜欢的风格，纹饰与题材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如借鉴契丹民族喜欢的金银器錾刻手法而出现的黑白釉剔刻工艺，不光有磁州窑的艺术风格，也充分展示了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粗犷、率意的民族特性。
4、辽宁辽阳市冮（音钢）官屯窑（东京地区）
冮官屯窑创烧于辽晚期，满足东京辽阳府区域需求，盛于金，发掘与研究不够全面，现认知度较小，但却是东北地区古代最大的窑场。辽代以产化妆土白瓷为主，另有大量黑釉、茶褐釉、和白底铁锈花与黑瓷窑变釉产品，也有部分三彩器与白釉剔花器，另装饰技法丰富。
5、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上京窑、南山窑、白音戈勒窑 （上京地区）
此三窑相距极近，也有统称林东窑一说。上京窑在上京临潢府的皇城内，确定为上京官窑，大致烧制时间只有十年左右，器物以白瓷、黑瓷为主，其精细白瓷胎质细白、釉色白度上乘。南山窑以三彩器为主，胎质较缸瓦窑三彩制品更为细腻，呈淡红色，烧结硬度不及缸瓦窑。白音戈勒窑主产茶褐釉与黑釉粗瓷，鸡腿瓶较多，造型粗范，胎质粗糙泛黄，釉层厚实，釉面光洁感不强，与南山窑一样，皆为民窑性质。
林东窑白釉执壶·观复博物馆
除以上“七窑”之外，也有其它小窑同时并存，如北京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窑、密云区的水峪窑，河北承德隆化县鲍家营窑等民窑，因规模、质量及影响力不足，研究学者均未予深考，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四、纪年墓中的辽早期瓷器
契丹建国早于北宋几十年，前期暂未受到宋的风尚熏陶，毋庸置疑，初期的制瓷任务也只能由避战北迁和掠夺的汉人工匠来完成，所以其产品都有唐文化的烙印，也隐有中亚、西亚制品的影子。例如辽代早期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釉提梁鸡冠壶非常接近于唐代产品，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传承的产物。
耶律羽之墓·白釉鸡冠壶/唐代白釉提梁壶·河北博物院
同时期几座辽代早期墓葬如北京赵德均墓、赤峰赠卫国王驸马墓、阿鲁科尔沁宝山墓及耶律羽之墓均出土大量壶、瓶、罐、盘碗等日用瓷器，除外域输入的耀州窑、越窑、定、邢等窑场制品外，此时的辽域产品型制饱满，唐风浓重，工艺水准并不低于辽代中晚期制瓷水平。
绿釉璎珞纹穿带瓶·耶律羽之墓出土
以鸡冠壶为例，鸡冠壶作为草原民族的最典型器物，产量大宗，生产贯穿于整个辽代，产品型制多样，至今名称仍不统一，有鸡冠壶、马镫壶、皮囊壶等多个业内称谓，推理应为早期草原民族装水的皮质水囊结合中原提梁壶的演化替代之物。
酱釉鸡冠壶·首都博物馆/鸡冠壶·辽宁博物馆
关于鸡冠壶逐步演变的款式与对应时间段的研究，几年前已有大批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专著文章进行讨论，从穿孔与提梁、扁身与圆身、接缝边饰从有到无等方面，几乎全面统计比对了所有出土相关器型，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考虑非纪年墓葬遗存数量较大与工艺并行的可能性，诸多观点中各风格器型与时间段的对应理念还是作为参考为宜。但其中一个观点是可以肯定的，初期的鸡冠壶壶体上的皮条缝合针脚以及庖丁等附加装饰，按契丹人的民俗风情仿真保留，高度还原，以后逐步由具相至形式化演变，直至消失，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符合器型上前期易于马背携带而后期更易于定居生活中摆放、提拿。物为人用，不能抛开器物与综合因素的关联性，原因就是随着契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纯粹游牧方式向定居型的半农耕半牧业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物与饰的变化即是文化与社会属性所传载、表达的信息，其演变过程也是缓慢与自然的，所以说严格区分定义鸡冠壶各器型时间段是不理性的，至于鸡冠壶在辽代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除去民族情感，也由契丹民族一直保持牧业生产来决定，这个观点则充分认同。
所以学界对辽瓷非常注重早期出土的器物的研究，尤其是以上列举的四座纪年墓中出土并追缴盗墓流失的共计93件陶瓷器，其中辽域自产瓷器占比较大，计壶、瓶、罐、盆、盘、盒、碗钵等共七大类，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饮食生活方面，根据当时辽代早期窑场存在情况，与窑址发掘标本详细比对，基本确定了大部分来自缸瓦窑、龙泉务、磁家务窑的产地情况，也对这一时期辽瓷器型、制烧技法与中原器物风格上的从属关系以及后期发展演变有了清晰地认识。
五、宋代瓷器对辽瓷生产的影响
毋庸置疑，辽代文化早期受唐代影响，瓷器有唐风及西亚制品的影子，但四十余年后赵宋政权建立，宋代经济繁荣、文艺复兴，陶瓷业达到了史上的最高点，无疑对辽代陶瓷生产影响至深。辽瓷将本民族传统皮、木、金属等质地器物风格应用在制瓷上的器形，诸如葫芦形执壶、鸡冠壶、凤首瓶、穿带瓶、鸡腿瓶、方斗盘、海棠长盘、异型套盒、暖砚等典型的契丹型制外，其它与中原汉民族使用器物基本一致的则可定义为“契丹中原型”产品，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由于历史空间与地域空间的原因，结合契丹中原型产品的特征，辽瓷主要受北宋时期中原瓷业影响，因地缘关系，受河北曲阳定窑与磁州窑的影响更多。早期契丹“南掠燕赵”至河北、山西的战争情况，有多处史实记载，因契丹民族仰慕汉人生活，当时除去抢夺财富，而且掠夺大批汉人入住北地，其中应当含制瓷师傅等各行业工匠，所以辽瓷的制作不乏汉人工匠直接参与的可能，这个观点有较高的认可度。“澶渊之盟”使宋辽百年睦邻，经贸、文化交流不断，又成为和平状态下契丹借鉴、学习中原宋瓷的重要契机。
历史无法全面还原，但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的辽代壁画墓群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地下艺术殿堂”印象了辽代百年左右的历史跨度，除科技、绘画、礼乐、僚制、民俗等领域专业研究外，也给古陶瓷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资料。
壁画中无论是备宴、随行、侍茶等场景，均可以看到大量精美中原型陶瓷制品，充分见证了辽代民族大融合下政治与生活方面的汉化程度。
1、定窑对辽代白瓷的直接影响
精细辽白瓷完全显现着定窑的影子。定窑在北宋时期是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以白瓷称雄的窑场，产品胎体洁白，釉水莹润如玉，又以其纹饰、纹样、构图辅以刻、划、印、贴等多种技法而名闻天下，并对周边窑场以及后世制瓷产生了深远影响。
龙泉务窑与林东上京窑、赤峰缸瓦窑都是辽白瓷的重要窑场。以龙泉务窑精细辽白瓷为例，九十年代之前，龙泉务窑尚未被科学发掘，其产品未能得到全面认识，一些精致产品往往被误认为定窑出产。
北大赛克勒《闲事与雅器》展龙泉务窑杯盏 北京龙泉务窑出土标本
龙泉务窑虽无定窑的器型繁多，却也囊括了几乎所有日常器用，中小型器物壁薄小巧清新。已发掘的十三座窑炉多为倒焰窑，器物装烧皆为正置叠烧，不见定窑的覆烧工艺，有体量的立件及精致产品则一物一钵；工艺装饰手法含刻、（篦）划、压印、剔、贴塑等方式，纹饰题材主要为莲荷、牡丹、蕉叶、梅菊等植物纹，兼有少量其他题材。经科学测定，其胎质中Al2O3、SiO2、CaO等化学成分与定窑差别较大，烧制温度略低，但其制作工艺、器形、釉色、纹饰与瓷化程度等表征风格与北宋同期定窑极其相似，被归属于定窑窑系。
龙泉务窑注壶·河北廊坊三河市出土
辽区域内的白瓷可分粗细两种，粗者施用化妆土，四点垫烧斑明显，胎质粗糙，工艺较差，感观上修正感不强，较容易区分为辽代粗瓷，几年前华北区域古玩市场常见，少有人问津，而精细者由于数量较少，除去契丹风格非常明显的，往往被谨慎对待，窑口却往往被误判为中原制品。
白釉摩羯壶·内蒙古博物院
白釉酒具·赤峰敖汉旗博物馆
精细辽白瓷无论从工艺、制式、艺术风格都已经摆脱草原粗犷之风，更多体现出宋的精致与文气。
雕牡丹纹注壶·辽阳博物馆
总体来说辽代白瓷与宋代中原白瓷产品为传承关系，高档的精细辽白瓷直接受定窑影响，粗白瓷与后期白瓷制品发展过程中又渐渐融入磁州窑的风格。
2、磁州窑对辽瓷的影响
磁州窑盛烧于北宋中期，器形纹饰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北方民窑的典范，影响范围较广，以河北邯郸观台、彭城两镇窑场为中心，迅速成为北方最为庞大的民窑体系，因地缘关系，又有宋辽百年和平与文化贸易交流的大环境，极力吸收汉文化的辽瓷自然覆盖在磁州窑影响范围内。随着契丹民族汉化程度的提高、对舒适定居生活的适应，以磁州窑为蓝本的“汉式”器型应运而生，其黑瓷、白瓷、釉下墨绘瓷等器型囊括壶、瓶、罐、枕、碗、盘、杯、盒、渣斗等几乎所有日用器，运用绘、划、剔刻、印、贴、镶接等手法完全复制、演绎了同期中原瓷窑的精彩。磁州窑风格的建立从辽瓷的几大窑场中后期产品中清晰展现，大同地区的青瓷窑和浑源窑与赤峰缸瓦窑的剔釉、剔粉、填黑、白底黑花器等高路份产品莫不如此。辽国境内磁州风格产品普遍采用化妆土工艺，纹饰相对朴素、简单，充分学习了磁州窑将陶瓷制作与美学风格自然融合的风尚，吸收了磁州窑的瓷上水墨绘画、书法、浮雕式剔刻等技法，在器物成型、施釉方面基本一致，装烧的窑具与辅助的垫烧支具也与中原窑场大致相同，除缸瓦窑的剔花填黑彩品类于磁州窑不见外，其它各方面无处不体现着与磁州窑浓重的血缘关系。
缸瓦窑尊瓶·故宫博物院/缸瓦窑剔花填黑梅瓶·首博/白底黑花罐·赤峰博物馆
赤峰博物馆藏品
六、试探讨辽代瓷器对中原制瓷的影响
如果说宋代定窑、磁州窑等中原窑口对辽瓷的影响是全面、深远的，那么反过来，是否中原制瓷业也从辽代瓷业中汲取过营养，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一直比较模糊，最早由已故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有过片语提及，近年学术探讨的公众层面也只有“秋水堂”万斌老师在猛虎论坛提到过汉属地区的“契丹型产品”这一概念，对于这类相互借鉴且风格紧密融合的现象，往往界限过渡比较模糊，必须注重时序与比重，且离不开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需求等社会因素关联性，相关研究仍需大胆假设、严谨论证。下面举两例仅供参考。
1、宋辽穿带瓶之间的渊源
穿带瓶是我国古陶瓷中重要品类，易于行进中储水携带，唐代时期已发展成熟，且形制多样，越窑、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等南北瓷窑均有生产，唐代后期至五代则更多流行在北方，辽宋期间尤为盛行，保持穿带功能的容器一直作为传统器具在广大北方地区直到民国仍有烧造，推测北方草原及平原地带相对南方山地区域来说百姓活动范围更大，或也有北方战乱频繁，百姓迁徙及军旅需求的原因。
唐代黄堡窑双鱼型穿带瓶/五代邢窑白釉穿带瓶·上海博物馆
这种皮条束缚、易于携带的实用功能恰恰更好的适应契丹民族的游牧及行营方式，例如耶律羽之（890年～941年）墓出土的白釉穿带瓶，是至今出土发掘记载中体量最大的，比例恰当、做工精细，肩及下腹对称设置桥式穿带钮，钮鼻装饰仿皮具铆接的砲钉纹，穿钮间附凹槽以利于皮条服帖稳固，产品烧造早于北宋的建立，可见北宋之前的契丹民族已经将穿带瓶大量应用在生活之中，且有非常成熟的制式。
白釉穿带瓶·耶律羽之墓出土/辽白釉穿带瓶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北宋期间中原制瓷业开始兴盛，定、邢、磁州窑等重要窑口生产的穿带瓶制式并不统一，经过发展变化，一部分由日常生活用品演化为陈设瓷，如官窑中足墙穿孔的穿带瓶，或者直接就是足墙无孔的贯耳瓶（贯耳瓶也有由汉代投壶演变而来一说），仍保持储水功能的日用品则普遍发展为体型高耸、长颈、盘口、高足的类型，使穿带瓶从实用角度达到了最合理的设计范畴，既适合行进中携带，又益于摆放和悬挂，细颈口便于塞堵防止挥发及外溢，盘口设计更易于倾倒完成的收流，然而这类产品的优化却更似以辽国域内缸瓦窑、上京窑出产的穿带瓶及盘口瓶产品为标杆，根据契丹人活动范围广阔的游牧方式，以及多年的实践总结，如假设只有他们更能深刻认识到如何使穿带瓶更贴近科学实用，倒也是合情合理的解释。
辽代穿带瓶·内蒙博物院/辽代“官”字款盘口穿带瓶·上京博物馆
宋代穿带瓶·私人收藏
2、宋代鸡腿瓶及其演变
辽代鸡腿瓶（坛）是契丹人创制的专属器型之一，这种长腹瓶因口小、口沿外凸、短束颈，而易于捆绑携带，如此简单、方便实用的器具在当时北宋的百姓生产生活中同样需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按制式直接生产，所以宋金期间中原也有大量鸡腿瓶生产而长久流行于北方。
辽代鸡腿瓶·首都博物馆
历史上，某一器型的出现往往初始按基本符合生活需求而制作生产，后期的演变按其实用性又存在“由俭入奢”的发展规律，有些甚至渐渐失去实用性成为只供陈设的观赏品。下面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辽代墓群壁画截图中，清晰可见桌面摆放的储水容器造型修长、体态优美，深深烙印着早期鸡腿瓶的影子，俨然已是鸡腿瓶的“优化”品种，因未摆脱实用功能范畴，需克服重心高的不足，配套使用了带提篮的木框架，与早期鸡腿瓶插入挖孔板架或插入沙坑的方式已是极大改善。这种器物事实上已经是宋代梅瓶的器型之一。
梅瓶古时称“经瓶” 元代以前一直为储酒容器使用，直至明清才统称“梅瓶” 以优雅的气质、高超的艺术价值而流行至今。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品中，一件标注为“唐代白釉梅瓶”的小口短颈大罐应为梅瓶的早期雏形，但以其丰肩、阔底、肥身的比例造型仍未脱离“罐”的范畴，北宋则以辽代鸡腿瓶为蓝本直接进化成高耸瘦长、曲线优美的代表性造型品种。
辽鸡腿瓶·辽宁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出土 北宋磁州窑梅瓶·观复博物馆（应为金代扒村窑）
北宋磁州窑梅瓶·大英博物馆
磁州窑白釉刻花梅瓶·2014年香港道蕴拍卖专场（应为北宋晚-金早河南段店窑）
如果说宋代梅瓶直接来源于辽代鸡腿瓶，不免有些绝对，但从两者的时序关系与形体契合度，不可否认其借鉴、融合的发展关系与清晰地演变过程。中国古代多民族的发展进化过程就是在这样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中滚动发展，共同创造了璀璨的华夏文明。
七、结束语
认识辽代王朝，启蒙于少时读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大英雄萧峰的契丹身世与辽宋之争，对茫茫草原上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充满神秘感。现今，对辽代的认识仍不够丰富与立体。实际从点滴的历史遗存中，仍能感受到契丹文化对后世在疆域开发、科技、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军事、行政体制、风俗饮食等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作为古陶瓷爱好者，限于篇幅限制与认知有限，无能诠释辽瓷，好在现今仍有各种机会领略辽代陶瓷的独特魅力，赏阅辽阔中国最北部长城之外的草原遗珍。即以一段辽史附表结尾，慨叹历史之兴衰更替﹗
“辽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邻，而和战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敛。吏课每严于刍牧，岁饥屡赐乎田租。至若观市赦罪，则吻合六典之规；临轩策士，则恪遵三岁之制。享国二百一十九载，政刑日举，品式备具，盖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孙失御，上下离心。骄盈盛而衅隙生，谗贼兴而根本蹙。变强为弱，易于反掌。吁！可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