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它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向人们彰显着它不平凡的身世，
“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便是南宋人对南宋官窑瓷器高度精辟的概括。作为皇家御用的瓷器，它制作和烧造的要求自然是非常精高，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即使是产生出不合格的次品也不许流入民间，一律就地打碎掩埋。因此流传下来的南宋官窑瓷器少之又少，说它是稀世珍宝也不为过了。
据史料记载，南宋官窑的窑址有两处，一处位于杭州南郊的乌龟山麓，靠近古时皇室祭祀的交坛，称作郊坛下官窑。另一处窑址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附近，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就是文献记载中的修内司窑址。
珍藏于杭州南宋历史博物馆的这件粉青釉鼎式炉出土于杭州老虎洞修内司窑址，高13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15.6厘米，由若干瓷片拼对而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那个时代的次品，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身躯”也足以给我们带来视觉的震撼和心灵的感动，它通体施粉青色釉，由于采用了素烧和多次上釉的工艺，釉层丰厚，釉面略带乳浊呈湿透状，釉色粉青润泽，釉面开大片纹，表面光泽柔和，犹如青玉。器型端庄，沉稳，器口沿外卷，上有两方形立耳，颈部有两道突起的弦纹作为装饰，肩、足贴饰短扉棱，简洁素雅。器腹扁圆，圜底，腹底下有三乳丁足，足底刮釉，底部有六个支钉痕，应为支、垫结合的烧造方法。整件器物正气沉静，稳重大方。从它残损部分的断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肉身”瓷胎体呈黑灰色，这种呈色是因为它的胎泥中加入了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所致，也就是著名的二元配方，二元配方的创造，改变了浙江地区越窑系制瓷技术中一直秉承的一元配方制胎的工艺，是中国陶艺发展史上的一共里程碑。
鼎式炉在宋代的造型多仿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型，在祭祀中作为礼器使用。礼器在古人的心里总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它经常与“王权”和“威严”联系在一起，它经常与“王权”和“威严”联系在一起，一种“受命于天”的神圣力量的尊崇与李敬，因而礼器这种代表了身份和地位的物质载体总是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精心的形式，作为替代铜、玉器的官窑瓷质祭祀用品，造型上必须严格按三代礼器的形制制作，绝不能随心所欲。它的造型求正不求奇，线条不张不驰，在比例、均衡、尺度等方面反复推敲，使人觉得它的任何改动都会“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则太短”，都会破坏它的美，跟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相比较，它似乎没有强势的气质，在繁缛的青铜纹饰面前，它也好像显得过于简单和朴素，然而就是这份简单让人们久久回味和留恋，正是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件鼎式炉如玉一般的釉质，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玉在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世界里一直是精神的象征，“玉德”也是构成中国文人尚玉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内涵。圣人孔子评论玉有一十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并把玉德和君子联系在一起，认为“君子比德于玉”。于是，爱玉、尚玉的思想广为流传开来，“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宋代尚古，理学思潮统领社会主流，理学家们将内在身心修养推为最高的本末，于是，在皇室贵胄、官僚、富裕文人，有钱有闲之辈趋古若鹜，崇尚古玉。在瓷器也不例外，然而要烧造出让统治阶层喜欢的具有玉质感的瓷器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南宋官窑的匠师们穷其智慧，发明了多次上釉多次釉烧的制瓷工艺。多次上釉的器物胎体一般都很薄，在上釉前，先提高坯体的机械强度，减少器物的变形，也增强了它对釉水的吸附力。为了增加釉层的厚度，往往都是采用多次上釉，这样就杜绝了因一次上釉过厚而导致釉层不均、流淌的现象。经过两到四次的施釉，使釉层厚度达到一毫米以上。这种复杂的施釉工艺，大大提高了官窑产品的质量，也体现出官窑生产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的特点。因釉层厚，器物口沿下淌，比周身较浅，露出胎色，称为紫口，而器物底足无釉部分在烧造过程中氧化呈现铁色，称为铁足，紫口铁足是南宋官窑瓷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南宋官窑的瓷器釉面一般都有纹理大小、疏密不一的裂纹，这原本是制瓷工艺中的一种缺陷，产生的原因是烧成后的降温阶段，胎和釉在冷却过程中膨胀、收缩的系数不一样，造成釉面开裂，人们把这种裂纹成为“开片”。“开片”这种瑕疵后来成了南宋官窑青瓷的一种独特的装饰。
南宋官窑瓷器在一百多年的南宋半壁江山里一直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职责，在皇家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它举足轻重的作用，时间逝去，这些有着高贵身份的瓷器在岁月的长河淡出历史舞台，我们也很难见到它们的尊容，偶尔在几次大拍卖行的拍卖中听到关于它天价的拍卖数字，但是它的深沉，典雅，含蓄的美却闪烁在每一个爱瓷人的心里，它一尘不染的精神品质也一直关怀着青瓷的发展。（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