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与制作建国纪念的由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2年2月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旨在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郭沫若建议：“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
郭沫若还曾经说：袁世凯在1916 年没做几天的皇帝，但还是设法确立了洪宪统治时期的瓷器形制。
郭沫若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同。政务院周恩来总理采纳并支持郭沫若的意见，周恩来为此作了亲笔批示。
1952年2月宣布成立由科学研究和美术设计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由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江丰和张仃任副主任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担任设计工作，景德镇、酆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
瓷器是我国自主创新发明的，并得到西方国家痴迷追捧的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项发明和利润最高的一项商品，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开始恢复性重建，想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做好这种文化和工艺美术的创新，只有找到卓越的领导班子和依靠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才能完成。
当时文化界和轻工部都做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筛选，最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推荐和邀请高庄主持设计工作。
2月23日，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管建系执教的高庄教授，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专门写给他和莫宗江、王逊三人的信件，徐悲鸿在信中对建国瓷的设计制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热情。来信说:“倘能请到高庄先生来主持中央美院陶瓷科，我想在三年内可以陆续完成现有之理想……我们试制(创作)新中国瓷，可由国家定制，尤要在民间普遍烧制。”徐悲鸿在信内还特别提到了景德镇的祭红瓷失传的问题，认为“色釉配制，必须走群众路线。试制时如果不成，从小瓶小碗开始也行，打开一个局面也是值得的。”
参加建国纪念瓷制作的人员介绍
郭沫若、徐悲鸿两位艺术大家因广为人熟知，在此就不作介绍。但是以下几位艺术大家，一一介绍，以便读者知道建国纪念瓷设计制作的豪华阵容。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
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学部委员。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所乘坐的图-104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境内失事遇难身亡。其著作有：《家庭的故事》、《桂公塘》、《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山中杂记》、《文学大纲》、《泰戈尔传》、《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古代木刻史略》、《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之一。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
1928年，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
郑振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致力于保护祖国文物。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为国家抢极支持和参与由徐森玉、顾廷龙主持为准备索还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而编辑《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工作。
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收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30年代，他与鲁迅合作辑印了《北平笺谱》，重刊了《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资料，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0册，实为前所未有、集中国版画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画作为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价值。
1946年郑振铎筹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于1947年开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人动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陆续编纂出版了内容空前丰富、收集有各类画片3003幅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1947年他痛感当时有很多珍贵文物通过上海流出国外的现实，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猛烈抨击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被大量掠夺、盗运国外的现象，提出了保护文物的原则。同时，他多方筹款大量购买从北方运到上海的古代陶俑，以尽量减少其流往国外的损失。在此期间，他还陆续编印了《西域画》、《域外所藏古画集》和《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用来说明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楚人之弓未为楚得”的痛心事实，以激发国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爱国热情。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他拟定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开始,在郑振铎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先后举办了4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配合建设工程为主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郑振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组长，与尹达、夏鼐共同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长，扩大了文物考古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