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千年来，儒家的理想对于绝大多数帝王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统治工具。所以，儒家最终挤掉其他宗教流派，成为统治者奉行的唯一政治指南。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渗透了中国人的政治性格和日常行为规范。作为“民以食为天”的载体——盘碗上的纹饰（包括文字）必然会传递出与之相符的历史信息。
洪武时期曹昭所谓“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之论，一方面说明儒家和青花瓷在元代被人忽视，另一方面表现出明代得志儒家对佛家“居高临下”的姿态。1276年元灭南宋后，聚集于杭州的北宋文人可能有一部分流入地处偏僻的景德镇，开始了“匠人”生涯。“俗甚”之论是某些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对佛教的“逆反心理”表现，这也使得源于佛教的青花瓷推广，一直延续至宣德才见成效。北京出土的大量资料表明，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青花瓷普遍受到欢迎应是在朱棣夺权之后。
明太祖虽以大汉子民自居，表面上恢复了科举制度，却直言不讳地表明:孔子、佛祖、道仙，只能供皇家驱使利用。洪武期间，为巩固“朱家”江山，继文臣之首宋濂被害之后，“吴中四杰”的高启被腰斩，张羽投江，徐贲卒于狱中，杨基死于劳役。这使知识分子们惶恐不安，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创造性、竞争性在“皇家”面前显得渺小而不堪一击。在其后的时间里，青花瓷纹饰借“举杯邀明月”、“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表达出开国有功之臣，都像韩信一样落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从这些借古讽今的画面上，清晰地显示出明早期仍有知识分子参与瓷画製做。据北京出土的明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残片特定层位的数量对比分析，大约在宣德之后，景德镇瓷器已经超过龙泉瓷而成为北京消费者的首选。如此巨量的需求，是原有青花绘画者无法承受的，而这么多瓷画家又从哪里来呢？
在景德镇南边：江西吉安府素称文章礼仪之帮，科举鼎盛之地，“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为师友……皆望由科举出仕（《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八），仅在明早期的百年里竟考取四百七十七位进士，九名状元。“吉安府”早在宋吉州窑时期便有在瓷器上绘画的传统，其中部分瓷画家可能流向景德镇。然而，从明早期某些景德镇瓷器纹饰上观察，犹如书法家在瓷胚上任意挥洒而成，而它们所表现出的深厚笔墨功夫，正是通向仕途必备的敲门砖。“书画同源”，从瓷画准确、简约、笔断意连的生动场景上，可以肯定明早期也有部分“文人”画家（落选的考生和即便得志却又遭迫害的知识分子，使瓷器作坊成为了部分儒家文人的暂时逃避或谋生的场所）会同元代“文人瓷画家后代”成为景德镇瓷器绘画的从业者，他们使明早期的部分民窑瓷器绘画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