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白陶的两大发展阶段
就中国古代白陶所经历的漫长发展历程而言，我认为从宏观上可分为早晚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是从新石器时代的南方高庙文化、北方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到殷商时期（约公元前5800年至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前后历时约4000年以上；晚期阶段是汉唐时期，历时也有数百年之久。在早晚两大阶段之间有大约一千年的“间歇期”。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漫长的间歇期的存在，过去学者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的白陶时，大家关注的通常都是殷商及其以前的有关发现，对汉晋至北朝时期白陶的再现与发展及其重要意义普遍忽视，也可以说是“集体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白瓷起源问题时，也基本上没有涉及汉晋到北朝时期白陶的发展情况，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商代之后“白陶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消失了”（蓑豊《白瓷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事实上，依据已经报道的考古资料可以得知，在新石器时代，白陶的分布就十分广泛，而且无论南方北方还都呈现出一个白陶分布范围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就南方地区而言，白陶最早出现于高庙文化（距今7800年左右），之后在岭南的石峡文化、咸头岭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广富林文化中均有发现；而北方地区的白陶似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之后在安阳大司空类型、郑州大河村一期、龙山文化、安阳后岗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遗址均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夏商时期，白陶的分布相比新石器时代而言有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聚集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至殷墟及其附近，其他地区均很少再见到。按照传统的看法，商代晚期是白陶发展的鼎盛时期。然殷商灭亡之后，白陶的发展可以说长期停滞。这一变迁对于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周灭商之后的文化变迁等问题，也应该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经过千年沉寂之后再度复兴的晚期阶段白陶，尤其是汉晋时期的白陶，除了相关的考古发掘者及发掘资料整理者之外（散见于各类考古报告中），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它的存在，然未见将这一时期的白陶单独作为一种器类进行整理和讨论。以致在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以及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等相关的陶瓷史著作中也基本上都没有提及汉晋时期的白陶。问题就在于：无论新石器时代至殷商时期白陶的发展对于“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的产生是否发生过影响或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已经延续发展了千余年之后的汉代，白陶的再次烧造与流传，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尤其是在所谓“成熟瓷器”出现之后、“白瓷”出现之前，白陶的发展状况如何？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
事实上，有关汉代白陶的考古发现从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了，并且进行了报道，如日本人对朝鲜乐浪汉墓的发掘就发现了不少白陶器（参见朝鲜总督府“古迹特别调查报告”系列第四册《乐浪郡时代的遗迹》，图版1925年、本文1927年）。1949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在山东福山、章丘、宁津、滨州、临淄、昌乐、潍坊、济南、章丘、昌邑、莱州、龙口，辽宁大连、盖州、葫芦岛、普兰店、辽阳，河北抚宁、望都等地的汉代墓葬之中都发现了白陶器。不仅汉墓中有大量的发现，魏晋时期在山东地区也仍有不少墓葬集中出土了白陶器，直到临淄北朝崔氏墓地所见，还不断有新的白陶器形涌现（参见拙稿《环渤海地区汉晋墓出土的白陶器及相关问题》，《海岱考古》第七辑）。除了白陶生活用器品种增加之外，还在鲁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北朝白陶佛教造像（参见博兴县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编著：《山东白陶佛教造像》）。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在以往有关白瓷起源的讨论中基本上都被忽略了。
总的来看，汉晋北朝时期的白陶主要是分布在环渤海及其邻近地区，尤以山东半岛为主。在这里还发现了烧造白陶的窑址（闫勇《龙口市埠下王家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笔者考察所见，该窑址出土的大部分器物都与汉代墓葬中所发现的白陶器基本一致。
汉晋北朝时期“白胎” 陶瓷器发展的两个新动向
就在汉晋至北朝时期环渤海地区白陶发展的同时，在陶瓷发展史上还出现了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新迹象：一是北方地区出现的早期青瓷产品中有不少是属于所谓的“白胎青瓷”，以淄博寨里窑、巩义市白河窑的发现为代表，在临淄崔氏墓地、寿光北魏贾思伯墓、吴桥东魏墓中也都有出土；二是“白胎铅釉陶”，见于临漳县曹村窑、大同南郊北魏墓、北齐娄睿墓、北齐徐显秀墓、北齐李云墓等。目前来看，北方地区这种采用高岭土胎的低温釉器物是以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的年代最早，至北齐时期则大量流行。它的出现，应该是和汉代以来白陶的发展以及低温铅釉技术的传承密切相关的（参见拙稿《关于汉唐时期低温铅釉器胎质的转变及相关问题--由一件北魏“白胎铅釉陶”引发的思考》，《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2期）。其中二十世纪70年代初发掘的北齐范粹墓（公元575年）中出土的类似产品还曾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白瓷器，被视为白瓷起源的标志性器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判，实际上就是因为未能准确区分与白胎相结合的釉是高温釉还是低温釉而造成的。当然，施釉的白胎器物在南方地区也曾出现，并且年代可早至东汉时期。有学者曾将南方（主要是湖南省）东汉墓出土的白胎施釉器物视为“早期白瓷”或“原始青白瓷”。然而经检测，其中也含有低温铅釉的器物（参见《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述白胎陶瓷发展的新动向，为我们提供了自汉代开始与白陶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陶瓷发展线索，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在“南青北白”格局形成之前南北各地域陶瓷手工业发展均曾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历程。在我看来，这种胎釉结合的多样性，一方面揭示了古代先民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为解开白瓷起源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
白瓷的起源
回顾有关白瓷起源的研究，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的讨论大多是从邢窑、定窑之类瓷窑遗址的资料出发，将其出现年代定为唐代或提早至隋代。后来，随着对窑址分期认识的深入，并结合考古发现的纪年墓葬出土的相关资料，才进一步将白瓷的出现提早到北朝晚期，出现了北齐或不晚于北齐之类的看法。最近又因巩义白河窑的发掘，加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以及孟津北魏墓所见，提出了白瓷出现于北魏时期的新认识（参见项坤鹏《中国早期白瓷与白釉彩瓷专题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6期）。不过，对部分出土白瓷遗物的年代判断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光也大多集中在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至于南方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的白胎施釉器物，其性质如何，尚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有关白瓷起源的讨论，从出现时间上讲有逐步提早的倾向。
问题在于，已有的关于白瓷起源的研究，或许是因为囿于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选料工艺”“有意识地减少胎中含铁量的结果”，即所谓“去铁”使胎变白的思路，从而忽视了汉晋以来白胎器物发展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另外，就是在未经科学检测的情况下误将白胎低温铅釉器看成是成熟的高温釉白瓷器（如被质疑的范粹墓出土的部分器物），忽视了低温铅釉在汉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其胎质原料的改变。归结起来，已有的讨论显示出，大家对于汉唐之间陶瓷手工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胎釉结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现在，通过对考古所见古代白胎陶瓷器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发展历史中，对于高岭土或瓷石类制胎原料的开发与利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尽管在白陶发展过程中还曾使用过高镁质的原料制胎）。毫无疑问，自从器表施釉技术出现之后，尤其是从汉代低温釉技术兴起之后，在既有高温釉又有低温釉的情况下，胎与釉的结合问题就成为影响或制约陶瓷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同时，对于相关技术的掌握与探索也为陶瓷产品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自汉代以降，在白陶持续发展的同时，白胎铅釉陶、白胎青瓷的出现只是古代先民在胎釉结合上的两种新的尝试。正是因为前述各类白胎器物的发展，才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温釉白瓷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如大家所共知，早期白瓷主要是白胎与透明的高温釉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也有部分器物可能在胎表施加了化妆土），那么，它的起源原本就是和汉晋以来白胎器物的发展密切相关联的。白瓷的成功烧造是先民在胎、釉结合上不断探索创新而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由于制胎原料中的含铁量通常不会因制胎工艺的改进而明显降低，那么，与其说白瓷的起源是在青瓷基础上降低胎中含铁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白胎基础上增加高温釉的透明度而形成。总之，是在胎、釉结合的尝试中，人们找到了将高温透明釉（早期通常也是高温钙釉）与耐高温的白胎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创烧出早期的白瓷。这样一来，从与早已形成的高温透明釉技术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白瓷的出现就不是对青瓷胎“去铁”的结果，而是直接“换胎”而成。
我们还看到，在北方中原核心区域附近成功烧制大家所公认的高温釉白瓷产品之后，一方面，原先流行于山东滨海地域的白陶手工业便逐渐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白胎与低温釉相结合的产品却仍在中原腹地继续发展，并形成新的风格，在唐代瓷器“南青北白”大格局下仍大放异彩，出现了中国古代低温釉技术的第二个发展高峰。其背后的关联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