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器窑址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值此之际，故宫博物院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慈溪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将于5月23日举办“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并召开“秘色瓷考古新发现及陶瓷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为梳理学术发展脉络，重现既往经典研究，《院刊》微信公众号特推出耿宝昌《越窑“秘色瓷”琐谈》、吕成龙《从秘色瓷的涵义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越窑秘色瓷器》有关秘色瓷研究的两篇旧文，以增加读者和观众对秘色瓷的了解。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人陆龟蒙《秘色越窑》中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越窑秘色瓷釉色青莹滋润之美，也是“秘色”之名的滥觞。由此可知，早在唐代已存在秘色瓷。
但是，关于“秘色”之含义，古往今来却有多种解释。
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录》中写道：“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故曰秘色”。这是认为“秘色”始于吴越钱氏之说。北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中写道：“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这是将龙泉青瓷称作“秘色”。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记有“高丽秘色”。金人赵秉文在《汝瓷酒樽》称汝窑青瓷为“秘色”。明人著《玉芝堂谈芸》写道：“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此外，关于“秘色”的含义，还有指为湖田窑影青的说法。
20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古玩业者明确指出，唐至五代时期的浙江省余姚上林湖越窑所烧造的青瓷即为秘色瓷。笔者于1937至1948年间在上海的古董市场，曾见到大量的越窑器，器型有葵口碗、盘、洗、划花盖盒、长颈瓶等。其中，部分瓷器胎薄体轻，釉面温润青翠，若同“千峰翠色”的精品，后辗转流入北京市场。这些器物多配有精致襄匣，签书“唐秘色窑葵花瓣口浅碗”、“唐秘色窑八棱长颈瓶”等。这些20世纪40年代初被认为的“秘色瓷”与20世纪60年代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等地采集的标本，以及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4年）出土的秘色瓷器（有“物帐”标明）完全一致（图一）。这些考古标本与出土文物再次证实了“秘色瓷”实为唐至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之上品。
法门寺出土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法门寺文物图饰》页275
笔者认为，由于秘色瓷的影响及追摹秘色瓷的其他窑场产品给人造成了混沌与困惑，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种种异说。唐宋时期对外贸易兴盛，生产的瓷器行销世界，影响深远。是时，我国的陶瓷技艺传入高丽。高丽国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其中仿造的青瓷几欲乱真。北宋人徐竞曾于宣和五年（1213年）在《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从目前见到的实物看，情况的确如此。如韩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青瓷八棱长颈瓶（图二），虽有素面、暗刻与嵌黑白花几种装饰，但造型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八棱长颈瓶相类（图三）。
高丽青瓷八棱长颈瓶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法门寺出土青釉八棱净瓶 《法门寺文物图饰》页274
除高丽造器颈略为细长，口沿下多一小扣，素面器几可乱真。又如198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于南苑发掘的金大定二十四年（1984年）墓，出土一件青瓷葫芦形执壶（图四）。釉面青绿光润，胎质灰白坚细，出土时亦有越窑（图五）、龙泉窑、高丽青瓷之争议，经笔者鉴定确认为高丽青瓷。原因是此器造型独特，器腹上小下大，曲流细长斜直，柄若宽带，明显有别于我国越窑器型制。
北京南苑金大定二十四年墓出土青瓷葫芦形执壶
越窑青瓷葫芦形执壶 出自《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青瓷精品》
高丽青瓷中的盘、碗类素面器，由于追摹越、汝二窑，更为难辨。在各地博物馆藏品中，不时见到混淆于越窑青瓷中的高丽青瓷，其特点是胎质不及越窑坚硬细密，釉面略为干涩或有细密开片，底多有粘沙。此外，唐至五代时期，秘色瓷作为被皇室推崇的贡品，被是时的其他南、北窑场争相追摹，反映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唐至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因毗邻京都长安而受到影响。因此，唐郑仁泰墓出的刻“官”字款青釉五葵口碗（图六）与扶风县法门寺秘色瓷出土时，都曾有越州窑与耀州窑的争论。又如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刻对蝶、缠枝花卉青瓷盘（图七）、碗等等，出土后亦长期有越、耀之困惑。
唐郑仁泰墓出土青瓷莲瓣碗 《文物》1972年第7期，图一二
陈国公主墓出土菊花纹青瓷盘 《契丹王朝-内蒙古文物精华》页252
笔者认为，越州与耀州两窑相距数千里之遥，虽产品造型、纹饰同具时代风格，但胎与釉的工艺却不相同。唐代的耀州窑器多裹釉支烧，釉面乳浊肥厚，圆器未见玉璧底（图八），而秘色窑多胎体细密，釉面稀薄平滑如玉，圆器支钉肥大留有痕迹（图九）。五代时二窑青瓷均胎轻体薄，盘、碗亦多是五出葵口，但耀州窑器不及越窑胎体坚硬，釉面青绿色较越窑色浅，碗足不及越窑器之外撇。据此，郑仁泰墓“官”字款青釉五葵口碗应为唐代耀州窑器，而扶风县法门寺的青釉器则为越窑“秘色瓷”。
耀州窑青釉葵口碗 《中国耀州窑》页65
越窑青瓷划花对碟纹盘 《浙东越窑博物馆藏青瓷精品》页484
越窑的制瓷窑场，唐代集中于今浙江省上虞、余姚、宁波的等地，至晚唐、五代已扩展到今诸暨，绍兴、镇海、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县，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越窑系。笔者曾于1986年—1988年两次到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省考古队参观学习，饱览各窑口的发掘标本，受益匪浅。当时所见的余姚县上林湖出土的标本相当精美，显示出越窑特色，临近黄岩临海县许墅窑的标本尤其典型（图十）。该窑标本，有刻花、镂空工艺之香薰、盒等，均胎质细密若玉，釉色青绿如翠，堪称“秘色瓷”上品。笔者据此认为该窑场不见经传，却极可能为山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故乡之一。
黄岩临海县许墅窑瓷片
唐至五代时的吴越政权，地处东南一隅，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为谋求偏安，以“保境安民”为国策，以质地上乘、数量颇丰的“秘色瓷”进贡于强大的北方诸国。此举的影响，最先扩展到安徽省的歙州窑，竦口窑与绩溪窑，进而到江西省景德镇的黄泥头等窑。这些窑口所产青瓷与越窑工艺一脉相承，但造型、纹饰略粗，釉面冷黄，支烧方法也略有差异。
“秘色瓷”的烧造以唐至五代最盛。其后，各窑随着吴越国的覆灭渐次式微。笔者曾见过不少接近宋代风格的越窑器物，如后晋石敬唐天福五年（942年）的青瓷长方砚，北宋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太平戊寅”（978年）款盒、碗、盘（图十一），刻端拱、淳化、元丰纪年款的粗器，这些瓷器工艺粗糙，由此不难窥见，曾经盛极一时的越窑器，已呈现逐渐被北宋初期兴起的龙泉窑青瓷所取代的迹象。
越窑“太平戊寅”款盘底 圈足八字外撇 《中国越窑瓷》页139
下面，笔者再谈谈建国以来，国内出土的“秘色瓷”精品：
1.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1956年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五代越窑凸莲瓣带托盏。其造型隽秀，釉面青翠滋润，工艺精细，器底刻有“项记”款。初定为国宝。
2.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1987年出土有详载于“物帐”的秘色瓷十四件，其造型以五出葵口的盘、碗为主，器腹分深浅二式或有折腰。其中两件银扣碗，外涂漆平脱银花，装饰精美。尤为难得的是碗外壁还残留着有唐代白描画的包装纸，称为研究唐代绘画的宝贵资料。地宫中海出土一件长颈八棱瓶，此种瓶即是前文提到的高丽青瓷追慕并流行的造型，另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二件：其一为1964年先师孙瀛洲先生与北京琉璃厂购得，经考证确认为一级品，其二为1979年笔者替故宫收集的一件。以上两件相比，前者足径略大，底旁刻有“四”字，后者腹部下收，底旁刻有“七”字，此件送来展出。另有1959年收集到的类此的圆腹长颈瓶一件，也收藏于故宫，均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与余姚窑址出土器完全相同。
3.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1981年于北京西郊八宝山辽代统和十三年（995年）名士韩佚墓出土的秘色瓷九件，其中刻花宴乐图执壶造型优秀，纹饰清晰，釉面温润呈青灰色，器底刻“永”字。此壶与同墓出土的刻鹦鹉纹的花口碗，均为“秘色瓷”上品。
4.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1983年于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发掘的，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秘色瓷”暗刻对蝶花口洗，缠枝莲洗，精致程度无可名状，为辽代皇家用瓷，可与法门寺的“秘色瓷”媲美。
5.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于临安县唐天复元年（901年）水丘氏墓出土的二十五件“秘色瓷”，其中采用镂雕彩绘工艺装饰的云纹香薰及盖罂、灯等、应为国宝级的上乘之器。
6.苏州博物馆藏的1979年江苏省吴县七子山，五代钱缪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镂空方盘和银扣碗。此种四方委角镂空方盘，可层层高叠，或单个使用，余姚窑址曾采集有标本，同此造型的还有宋定窑、辽缸瓦窑三彩器与高丽青瓷。
7.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的典型“秘色瓷”一批。其中钱元瓘墓出土的瓷罂，浮雕云龙，龙身贴金、富丽华贵，气势磅礴。
8.江苏省吴县藏有江苏省武进西村出土的五代“秘色瓷”镂空卷草纹香薰，胎轻体薄，釉色葱翠，工艺精细。此种精美的香薰，浙江省余姚窑与临海县许墅窑均有标本出土。
9.江苏省南通市博物馆收藏有1973年于本市出土的晚唐“秘色瓷”雕花皮囊壶，器腹凸雕仿皮囊式的缝合纹，造型别致，相类唐代邢窑作品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银流金舞马衔杯皮囊壶，为世所罕见，一级品确认时被认定为国宝。
10.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江苏扬州五湖乡出土的“秘色瓷”瓜棱壶，其与杭州五代墓出土的瓜形执壶相同。壶身分六瓣瓜形，上小下大，覆以瓜蒂钮半圆器盖，上下合为一体，造型秀美，釉色碧翠，并有银扣装饰，均为“秘色瓷”上品。
11.江苏省镇江市藏有1980年北宋墓出土的“秘色瓷”八棱盖罐、器身修长，分呈八方，亭顶形盖，釉面青绿，晶莹明亮，也系珍品。
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多件“秘色瓷”精品，尤为早年出土的刻划海水龙纹碗最为出色，同类见于大英博物馆藏品。
“秘色瓷”作为陶瓷精品，历来备受重视，正如清代乾隆款鸡缸杯上御题诗所赞“李唐越器人间无”，其来龙去脉曾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疑案，困惑陶瓷界达数百年之久。如今随着扶风法门寺珍宝与贡品“物帐”的出土，这层迷雾被化解。本次由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国际“秘色瓷”研讨会诸位学者的发言，必将进一步把“秘色瓷”的研究引向深入，我在此谨祝大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