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陶瓷古国，早在商周时期便已烧制成功了原始瓷，东汉中晚期烧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1]。及至隋唐，已然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系统，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则以烧造青瓷为主，也出现了诸多名窑。而其中，制瓷作坊集中在上虞、宁波、余姚等地的越窑，则代表了当时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2]。
唐代越窑的瓷器胎质细腻，釉层均匀，手感浑厚滋润，而在越窑青瓷中最为出色的，便是“秘色瓷”。有关秘色瓷的讨论，时至今日也未停止。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于“秘色”一词的具体含义。拟就从历史文献、出土实物、秘色瓷的胎釉组成及烧造工艺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文献中的秘色瓷
依照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可将记录“秘色瓷”的古籍按时代划为三个阶段：
晚唐五代时期
秘色瓷与越窑之间紧密的关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上，在唐一代，便有颇多对越窑青瓷器进行描写的诗词与古籍。如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中便用“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3]”一句形容了越窑青瓷，陆羽更在《茶经》中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2]”一语盛赞越窑瓷器的品质之高。
而“秘色”一词则最早出现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瓷器》一诗的题目中。在诗中，他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语句对这种“秘色瓷器”加以了形容。
后至五代，才得在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一诗中再见到“秘色”一词。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中山竹叶醅初发，病那堪中十分[2]。
这两首诗也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在宋代以前描写秘色瓷的仅有的两篇文献，就诗词内容分析，由“千峰翠色”、“捩翠融青”等词句推敲，陆徐二人所著的“秘色”应是对瓷器颜色的一种形容，抑或说，这两首诗题目中所提到的“秘色”一词，便是越窑瓷器中釉色青翠的瓷器。
而这也是诸多关于“秘色”一词的解释中最常见的一种，即釉色之说，是指秘色一词，代表的是越窑青瓷的釉色。
两宋时期
及至两宋时期，“秘色”一词开始出现在古籍文献的正文之中。
南宋曾慥《高斋漫录》记载有：“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与曾慥同一时代的叶也在《垣斋笔衡》中写到：“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2]”。赵令畤、周煇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中也确实有关于吴越钱氏将秘色瓷作为贡品进献的记录。这种详尽确切的记载，无疑标示着“秘色”一词的另一个解释—地位之说：秘色瓷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贡品，旁人不可擅用。
但两宋之时，亦仍有将“秘色”视作青色的文献存在。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有高丽陶炉“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2]”。陆游也在《老学庵笔记》中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2]”。
而这两种看法，直到明清时也依旧存在着争论，不曾盖棺定论。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关于秘色瓷的文献渐多。明代李日华《六砚斋笔记》、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清代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爱日堂抄》、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都有关于秘色瓷的记载。
在这些著述中，仍可看到对于“秘色”一词的两种不同解释。
如《七颂堂识小录》中称“吴越王所贡，当时民间禁，不敢用，故今存者极少[4]”。
而《爱日堂抄》中则记述为“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窑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5]”。
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古窑考·吴越秘色窑》的记述中也认为“秘色”一词应为瓷器颜色[2]。
蓝浦在《景德镇陶录·秘色窑》中也提到：“吴越烧造者。钱氏有国时，命于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唐氏《肆考》云：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陵碗。“致语”云：金陵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何？蜀王反取之以报梁耶！案：《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岂王蜀遂无唐之旧器哉。又徐夤有《贡余秘色茶盏》七律诗，可见唐有之辨，非谬特。《辍耕录》疑为即越窑亦误，南宋时秘色窑已移余姚，迄明初遂绝[2]”。
然则古籍记载尽皆人言，不免有偏颇揣测之处，想要正确认识到秘色一词的含义，便必须找出能够找出佐证的实物例证来。实物史料是历史研究中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分史料大多时候都通过考古学的相关工作而获得。相对于文字史料而言，实物史料具有直观性、真实性、可靠性等优点。而中国考古学向来便有西方国家的考古学所欠缺的一大功能：补史证史，故而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寻找例证对秘色瓷进行补充证实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出土文物中的秘色瓷
依据考古资料，现出土的秘色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青瓷为代表，一类则以吴越钱氏皇族墓出土青瓷为代表。
1987年，因修复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地宫完好地保存着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所供奉的各式器物，并出有《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奉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涵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后称《衣物账》）碑石，碑文记述到：“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奉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涵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依此记录，考古学家在地宫内找到了13件具有明证的秘色瓷，皆装于一圆形漆盒内：两件葵口圈足秘色瓷碗，通体施青釉，外底及足均挂釉，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质地细密；三件侈口秘色瓷碗通体施青釉；两件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内为青黄釉，釉质滋润，开片细碎，外壁为糙面，每曲平脱雀鸟团花一朵，纹饰鎏金，器口及器底均包有银棱；一件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通体施青釉；一件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通体施青釉；一件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通体施青釉；一件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通体施青釉；两件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通体施青釉[6]。
图 1 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7]
图 2 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6]
这批瓷器施釉均匀，除两件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外，釉色均呈纯正的青色。
此外，法门寺地宫中室内还出有一件青瓷八棱净水瓶。此瓶虽未列入衣物账中，但从其釉质及制法判断应属秘瓷。这件净水瓶通体施明亮青釉，有开片，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而精致细密[5]。
图 3 青瓷八棱净水瓶[6]
扶风法门寺地宫这批瓷器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秘色瓷的存在，也为“何为秘色瓷”提供了一定的划分依据，但这批瓷器依旧没有彻底解开有关“秘色”何解的谜团。
在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共出土了25件青瓷，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8]。其中，褐彩云纹镂空熏炉通高66cm，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但因焙烧温度的差异，其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青瓷褐彩云纹罂通高66.5cm，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青瓷褐彩云纹油灯口径为37.2cm，高24.4cm，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器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秘色瓷中的珍品。
图 4 青瓷褐彩云纹镂空熏炉[9]
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墓中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有一件残高29.5cm的罂，圆肩球腹，圈足外撇，肩颈两侧各安一对并列的耳形高鋬，腹部浮雕双龙，旁缀云纹[1]。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0]”，钱元瓘墓中发现的这件瓷罂，龙身可见明显涂金，证明了钱氏确实用金银装饰瓷器，“金釦瓷器”、“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等记载是可信的[1]。
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也出土有数件秘色瓷，造型有碗、洗、瓜棱执壶、盏托、盒等[11]。作为钱元瓘的妻子，临安市发现的马氏墓中随葬的秘色瓷则有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12]。
在临安市板桥乡钱氏贵族墓出土有11件秘色瓷[13]，器形有罂、钵、罐、洗、釜、碗等。其中一件褐彩云纹罂通高50.7cm，最大腹径为31.5cm，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造型精美，釉面莹润，呈纯正的青色。
苏州七子山曾发现有一座五代墓葬，据考证，墓主应为钱氏贵族，其墓中出土有碗、洗、罐、套盘等秘色瓷[14]。其中，碗的口镶有金边，套盘共有9件，做工之精美，可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
其余有关秘色瓷的发掘与报道不一一记载。然则由前文看来，秘色瓷之盛，在“钱氏有国日”当为顶峰。钱氏一族墓葬中所出秘色瓷，即使部分器物釉色呈青黄色，但其器形之精美、造型之生动亦是他者所不能及，甚至有可能远超史书上所录的进贡之物。这也为秘色瓷的“秘色”争辩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和可能。
“秘色”含义的辨析
关于“秘色”二字到底应作何解释，目前看来主要有六种说法：1、将秘色解释为一种颜色，指类似千峰翠色、捩翠融青、碧色、神秘之色、青绿色等；2、秘色指秘密等级之义，即秘色瓷为秘密等级的瓷，臣庶不得用，皇帝用的最高等级之瓷；3、与秘色字面意思相关，秘指的是瓷胎、釉料配方以及烧造工艺保密；4、将秘色之秘与东园秘器联系在一起，认为秘色瓷为冥器；5、“秘色”一词的起因与佛教中的秘密教有关；6、秘为珍奇之义，即秘色瓷为珍稀、罕见、奇特的越窑瓷，亦即指秘色瓷是越窑青瓷里最为出众的精品。
釉色之说
“秘色”作颜色来解的说法是由来已久的，并且还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甚至这也可以算是关于秘色瓷解释的主流说法。但就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目前被认为是秘色瓷的瓷器在釉色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仅就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而言，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内壁的青黄色便与其余十二件秘色瓷所呈现的青色有所差别。而吴越钱氏墓中所出秘色瓷在釉色上也不尽相同—在水邱氏墓中所发现的被认为是秘色瓷中精品的三件器物中，熏炉的青色较为纯正，而罂和油灯的釉色则偏向青黄。
图 6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6]
这便给“秘色”的颜色认定造成了不便，产生了诸如秘色瓷是否只是一种颜色、如果是多种颜色又应该怎样明确其颜色等多种问题。
但无论是法门寺地宫所出秘色瓷还是吴越钱氏墓中所出秘色瓷，似乎都无法解释这一点。依据这些考古实物来看，目前而言，并无法对秘色瓷的釉色做出准确统一的描述，“秘色”一词作为越窑青瓷的釉色来解确有不妥之处。
地位之说
在发现的宋朝文献中，“秘色瓷”大多被当作是吴越钱氏专门用于进贡的器物，因为臣下不得用而被赋予“秘密”的含义。但这一说在明清时就早到了驳斥。而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一说法也的确与事实不符。
首先，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在吴越钱氏立国之前便已存在。前文已述，依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衣物账》来看，地宫内应只有13件秘色瓷，但根据釉色造型等分析，法门寺地宫内可称为秘色瓷的应有14件，说明单独放置的那件八棱净水瓶与其余三件秘色瓷应是不同时期放入，未入《衣物账》也并无其他记录可以推测这件净水瓶并非皇家供奉之物。那么，臣庶不得用的说法便是错误的。
其次，钱氏所建之国，相对于中原统治者来说，仍旧是附属国，其国王相对于中原皇帝而言，也应属于臣下。若秘色瓷真的是“臣庶不得用”的话，钱氏贵族墓葬中便不应出土有那么多的秘色瓷。这在礼制上属于僭越。
图 5 葵口圈足秘色瓷碗外壁仕女图[6]
第三，徐夤诗中提到“陶成先得贡吾君”一句，使用的是“先”而不是“专”，说明当时所烧造的瓷器并非全部专供于帝王，由此也可知秘色瓷并非专烧专贡，“臣庶不得用”一说并不成立。
综上所述，“秘色”一词，得名不应是来自于“臣庶不得用”。
工艺之说
有些人认为，秘色瓷之所以被称为“秘”，是因其胎、釉配方及烧造工艺保密。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很大的依凭。反之，在古代，民窑烧造一直十分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亦不在少数。这些家庭作坊大多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胎、釉配方及烧造工艺，而这些配方和工艺对外也不会公开，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能比官窑的配方和工艺更加保密。
而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一切皆为皇帝私有，皇帝拥有绝对统治权和支配权。在此情况下，民窑或者家庭作坊的配方及工艺对皇帝来说并没有任何私密性，皇帝可以用同等价值的财富或嘉奖来换取这些配方和工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强制要求民窑或者家庭作坊交出自己的配方及工艺。
“东园秘器”之说
认为秘色瓷应与东园秘器相联系，其本身说法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东园秘器”一词在古籍中多指皇室、显宦所用的棺材，如《汉书·佞幸传·董贤》：“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颜师古注引《汉旧仪》：“东园秘器作棺梓，素木长二丈，崇广四尺”。唐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赐物四百，米粟四百石，东园秘器凶事，给仪杖至墓所往还”。且东园秘器多省称为“东园器”，而非“秘器”。
其次，东园秘器是一种丧葬用具。即便古代的确有“事死如事生”的做法，丧葬用具仍被视为不详及禁忌之物。如若“秘色”一词真做“东园秘器”解，那么贡瓷便成了明器，而向皇帝进贡明器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故而秘色瓷与东园秘器之间应并无联系。
秘密教之说
将秘色瓷与佛教秘密教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新兴的解释，说法之一认为，“秘色”一词应该起源于密教对佛教的供奉器物，其后被陆龟蒙用在诗中，并盛赞其精美，从而被其他人所引用，其后被推广为广义的秘色瓷[15]。
这种说法的考释是由《衣物账》起，认为根据《衣物账》关于供奉器物的记载，如：茶槽子、银金花盆、瓷秘色碗、赭黄罗绮枕等，可以看出《衣物账》中对器物的表达次序应为：颜色-种类-器物-数量-重量，即使描述的项目有所增减，但是其前后次序并不会发生变化[16]。以此分析，“瓷秘色”并不应该以“秘色瓷”来称呼并解释。
他们认为，秘密教认为自己所诠解之教理最为尊密，且不得对未灌顶人宣示其法，故称秘或密，色指有形、色、相的一切物，即所谓物质，是物质存在的总称[15]。故而“秘色”一词应当“秘之色”解，意为秘密教供养的器物。
这种说法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衣物账》中只录入了13件秘色瓷，并且这些秘色瓷还存在颜色差异。但这种说法也存在可推敲之处。
首先，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秘色”只是一例孤证，尚未有其他佛寺地宫中出土类似记载加以佐证。尽管在考古工作中未发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但是利用一例孤证进行分析未免有所偏颇。
其次，此类考证大多侧重于《衣物账》和唐代秘密教的盛行，对器物本身的分析并不够。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每件均以绘有美女的极薄纸张包裹，然后累起叠放置于漆盒内[5]。其中一件侈口秘色瓷碗还因包裹纸黏贴于器外壁而留下了头梳抛家髻、袒胸着宽袍大袖的侍女图案[5]。另两件银棱碗上则绘有雀鸟团花图案，这并不符合一般佛教供奉物的装饰风格。并且，在被遗漏的八棱净水瓶中还发现有宝珠，依其造型来看，此瓶更像是秘密教所供奉的“五贤瓶”“五宝瓶”之类，亦应被收入《衣物账》内。
其三，如果只有《衣物账》中所供奉的13件才可以被称为秘色瓷，那么，“秘色”一词的意思就由广义的“秘密教供奉之器物”变成了“唐懿宗供奉之青瓷”，这显然是与之前所考证的解释相悖的。
第四，密宗经晚唐时期多方势力的一再打击，完全衰败。至宋初，虽稍有复兴迹象，但仅限于译经[17]。而禅宗则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南方传播兴盛，吴越便是五代时期南方佛教的诸代表国之一[18]。若将之后的秘色瓷也看做“秘密教供奉之器物”显然是错误的。
此外，有学者认为，佛教供奉更常使用的是所谓的“七宝”，而瓷器即不在此行列，亦不符合佛教中的“宝义”，无法成为秘密教之宝[19]。笔者认为这部分尚存在可商榷之处。因为依据唐代不空翻译的《仁王般若陀罗尼释》中“宝义有六：一者难得故；二者净无垢故；三者有大威德故；四者庄严世间故；五者殊胜无比故；六者不变易故[20]”。的定义来看，秘色瓷在佛教中也是可以称作“宝”的。但其提出的，因为佛教七宝中的金、银器物于衣物账中也不曾有“秘”之名，故而秘色瓷中的“秘”字于秘密教无关，笔者认为是无可辩驳的。
珍奇精品之义
“秘”之一字，在字典中便有“珍贵罕见”之意，《新唐书》卷89《段成式传》中便记载有“成式，字柯古，推阴为校书郎。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之句。故而可依此意将秘色瓷解释为越窑青瓷中珍惜、罕见的精品。
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首先，就出土实物而言，所有能被称作秘色瓷的器物均是制作精细釉面莹润的精品。
其次，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与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秘色瓷相较，不难发现前者在釉色上远胜于后者，这说明皇室所用秘色瓷与臣子所用秘色瓷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别，只有最精美的瓷器才会被选做进贡之用。
第三，将秘色瓷作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来看待，便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现今发现的秘色瓷在釉色上存在差异。
另外，越窑青瓷有着非常长的烧造历史，但其选用的胎、釉在化学组成即胎釉配方上变化不大，尤其是釉的化学组成。由《上林湖历代越瓷胎、釉及其工艺的研究》及《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列示的测试数据可知，绍兴、上虞、上林湖及宁波的青瓷的瓷釉均为钙釉，CaO含量基本在14～16%之间，而三地瓷釉的Si/Al摩尔比都分布在如图7所示的一个很小的区域范围内[21]。这表明，秘色瓷本身的胎釉基础配方对其釉的性能及呈色的影响较小。而釉中含有较高的铁钛，Fe2O3的含量在2%左右，TiO2的含量在1%左右，因此影响其颜色的主要因素是烧成温度和气氛。根据烧成气氛的不同，釉色会呈现出灰黄、青黄、青灰、青绿等色调的不同变化。秘色瓷只有在很强的还原气氛中才能达到明亮的“千峰翠色”的效果[18]。
图 7 历代越窑青釉瓷釉化学组成分布图[18]
而古代龙窑在烧造瓷器的过程中，对温度的把控主要是依靠经验丰富的烧窑师傅，他们通过观察火焰的颜色来判断火候，以此来调整瓷器的烧成制度。此外，天气对龙窑烧造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就使得即使是在同一龙窑的同一位置每一次烧造都存在气氛差异，从而每一次烧造出的瓷器在釉色上都存在一定差别。
宋代龙窑较长，最长可达80m。元明时期龙窑虽然变短，但亦有30～50m[22]。因其长度过长，窑内的温度和气氛会有较大的波动。在烧造时，即便将一整条龙窑分隔做各个窑室，不同窑室间的烧成气氛仍旧存在差异。一座龙窑最佳烧造部位是3～6室，而在这三室中，也只有处于强还原气氛中的瓷器才有可能达到极为明亮纯正的青色。一般而言，每室中心位置烧成效果相对最好；顶部温度较高，产品易流釉；底部及两侧底部温度稍低，产品有时烧不透，并且气氛不稳定，容易产生青黄或青灰的效果[19]。
但考虑到龙窑气氛较难控制的特性，即便是这三室中最佳的窑位也不一定能够出现“千峰翠色”的瓷器。现下发现的秘色瓷中，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物为最，多呈纯正的青色，而钱氏墓中所出虽有釉色可与法门寺地宫相媲美者，亦多见青黄色秘色瓷，也隐隐佐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时至今日，被称作秘色瓷的瓷器早已不仅限于越窑瓷器。在越窑衰落后，龙泉青瓷、高丽青瓷乃至广东所出青瓷之精品亦被冠以“秘色”之名。耿宝昌先生也曾在《越窑“秘色瓷”琐谈》一文中提到过在1937～1948年间曾在上海古董市场见到大量胎薄体轻、釉面温润颜色青翠的瓷器被称作秘色瓷[2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秘色”一词作为珍奇精品一义来解是最为恰当的。秘色瓷应当是指各个朝代中越窑所出的釉色莹润做工精细的高品质瓷器，其颜色并无法达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