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见一龙泉青瓷残片，黑胎，刻有字款，颇为特殊，故撰小文，以期与读者共同探讨。
残片标本如下图：
该残片大致为水仙盆一类的长方盆造型，此为残底，尚剩一足。细观胎釉，断面可见胎色深浓发紫。胎壁稍厚，有多次上釉迹象。釉面呈米黄色，有冰裂纹，局部可辨青釉本色及滋润感。残片表面沁斑明显，其喑哑失泽应系长时间深埋地下受土壤酸碱侵蚀有关。
类似呈色在宋龙泉窑及南宋官窑出土的瓷片中均有所见。且这类呈色相对集中于龙泉窑核心产区，即龙泉大窑遗址范围一带部分窑口的黑胎制品。另据笔者多年的收藏经验，推测本品残片出自大窑的可能性较高。而这类呈色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其独特的胎釉配方。此种胎釉配方很可能与南宋官窑产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性。
类似釉面质感的花盆残底
笔者联想到浙江湖州皇坟山宋代墓葬出土的黑胎“青瓷莲瓣碗”。该碗由于土蚀等原因，釉面呈色与本品残片相似。当时的发掘简报认为其“类似南宋官窑中的乌泥窑”，并据其“紫口铁足”等特征断为“宋代官窑产品”（可参考吴兴县文化宣传站《浙江吴兴皇坟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页118-122，文物出版社，1978年）。后来收录黑胎莲瓣碗的书中，大多定作南宋官窑。笔者则认为，该墓葬出土的青瓷莲瓣碗（一对）及另一件相同风格的青瓷把杯应系龙泉窑产品，理由是其胎质坚细等特征更符合龙泉窑的特点，且这类造型宋龙泉中也是不乏其例。该墓葬出土文物较丰富，出土的钱币年款以“宣和”为最晚，以此推测青瓷随葬品的烧制时间在北宋末至南宋早期。而本文所述残片正带“宣和”字款，是否与皇坟山宋墓出土三件黑胎青瓷为同一时期产物呢？
残片刻款共19字，自右向左，四字四列：“宣和癸卿（卯），京師自遣，臣庶勿用，後裴（袭）此製”，左下注“六十四”。笔划较草率，字体并不美观。且存在两个错别字，“卯”错成“卿”， “袭”误作“裴”。铭文字面意思较浅显，“宣和癸卯”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此距靖康之难仅三年时间。所谓“京师自遣，臣庶勿用”说明此为官器，烧制的器物朝廷自有安排，官员和老百姓都不能用。“后袭此制”之“制”，意为样制，即按此器的式样来制作，说明该器很可能为样品。“六十四”则可能为编号标记之类。问题随之而来：这是谁刻的字款，为什么会刻这样的字款？
笔者认为，残片铭文很可能为窑工所刻。窑工文化水平不高，字体不工整，出现错别字都很正常，这类例子很多。字款系釉烧前刻划于坯体再烧制而成，观其笔划直而硬朗，线条匀细，推测其刻款工具很可能是竹片之类的尖锐物。
刻款目的何在？文献或早已给出答案。试看南宋庄绰《鸡肋编》的记载：
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何谓“秘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这在赵令畤《侯鲭录》（卷六）、曾慥《高斋漫录》、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九）等宋人著作中多处提及。各人说法虽不尽相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据庄绰之载，龙泉窑早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即已烧制秘色贡器，到宣和中期，由于朝廷提供样制，烧出的瓷器更加工致精巧。关联到本文所述的标本铭文，“宣和癸卯”与“宣和中”，“臣庶勿用”与“秘色”，“ 后袭此制”与“制样须索”，正相符合。
结合这段文献推测分析如下：一、此残底原为官器样品。“禁庭”提供的样制可能为图纸或其他材质，为了起到更明确的“模范”作用，以及保证品质，很可能会先行试烧一批样品。左下方的“六十四”很可能即是对应禁庭所制样本的编号。二、禁庭制样须索，有命则烧。地方上组织人力烧造，人员众多，自然会涉及管理上的问题。这段铭文颇具上情下达的意味，刻在样器上更便于内部窑工间的周知。“臣庶勿用”之类很可能为当时较流行的说法。言下之意是不允许窑工私自仿制，更不允许私自流通卖出。此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是一样的。
本文已发表于《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