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景德镇红釉瓶
由“郎窑烧造宝石釉之祭红”之说造成的郎窑红之名的出现，早不过清晚期，而肯定那些传世宝石红釉瓷为郎窑烧造的说法，也早不过嘉庆朝，而且这种肯定说法的臆测成分之大显而易见。另外，“郎窑红”为郎廷极创烧之说也只能是一种传说，它实际上并无肯定的内容。
1996年，我在上海博物馆集刊上发表了《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的论文；2012年，又发表了《郎窑相关问题再考》一文。两篇论文主要围绕清代康熙晚期景德镇的所谓郎窑瓷器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以下谈一下两文及对相关问题的主要认识。
郎窑红质疑
《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提出了问题，对现在所认定的郎窑红瓷器提出质疑；通过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考证了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郎窑瓷器；分析了郎窑的性质。
现今所能见到的清代前期地方文献、文人笔记和陶瓷专著中均无关于郎窑红明确记载，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许志进《瑾斋诗稿》，康熙五十四年(1715)刘廷玑《在园杂志》，雍正、乾隆等朝的《南窑笔记》、《陶说》、《景德镇陶录》和历朝的江西地方志以及清宫有关档案等，除《瑾斋诗稿》、《在园杂志》外，几乎所有前期文献连郎窑之名亦未涉及过，更不必说郎窑红这一种红釉瓷了。但童书业先生的《郎窑考》有引清雍正十三年(1735)嘉定人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其文曰：
正德、弘治、隆庆三朝皆有宝石有釉之祭红，而沪人专以属之宣德、万历，其与郎紫垣所仿者正复相慁。
我查阅上海博物馆所藏清雍正十三年本《南村随笔》，此版本为原刻本，全书共二册六卷。翻遍全书，有关陶瓷方面的记载倒有九处之多，但未见有童书业所引《南村随笔》之内容。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今人称为郎窑红的红釉瓷瓶，此瓶釉色殷红如血，有开片，以白锁口，圈足有二小孔，底为白釉，白釉地上刻《乾隆御制诗》一首，题为《咏宣窑祭红瓶》，诗曰：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佑德犹崇。
乾隆去康熙未远，但已不识其祖父时代烧造的名品，所以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作品仿宣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郎窑红不了解，或者说根本没有郎窑红这一概念。
嘉道以后文献中，有关郎窑和郎窑红瓷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嘉道进士赵遵路的《榆巢杂识》，琉璃厂人所编《历代瓷器谱》和佚名的《磁论》等。值得注意的是，除《榆巢杂志》照搬《在园杂志》外，《历代磁器谱》和《磁论》均记录了郎窑烧造红釉之事。《历代磁器谱》一书，今己佚，仅见清末陈浏《陶雅》引用此书。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由“郎窑烧造宝石釉之祭红”之说造成的郎窑红之名的出现，早不过清晚期，而肯定那些传世宝石红釉瓷为郎窑烧造的说法，也早不过嘉庆朝，而且这种肯定说法的臆测成分之大显而易见。
可以确证的传世郎窑瓷
《在园杂志》记载的“仿古暗合、描金五爪龙洒杯、青花白地盘和脱胎极薄白碗”都是郎窑烧造。但没有提到郎窑红瓷器。
在传世康熙瓷中，有几个品种的作品，底部书“御赐纯一堂”款识。“御赐纯一堂”为谁之堂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康熙朝某一王府之室名。本人查实，“御赐纯一堂”是郎廷极的堂名，“纯一堂”之名是康熙帝玄烨钦赐给郎氏的。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程焯在《湘管斋寓赏编》中记述一幅元人《七子度关图》时著录了郎廷极在此作品上的题跋：
康熙乙酉春日，广宁郎廷极题七子度关图绢本，画极秀润，树石亦精，……郎跋楷书十行，前用御赐纯一堂长方文印，印后用白文郎廷极印，印红文紫衡印。
范季融先生旧藏明项圣谟《胥樵遗墨图册》(2010年范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题头为郎廷极题写的“胥樵遗墨”四字，引首有“纯一堂”长方朱文印，落款为“北轩郎廷极”及“郎廷极字紫衡”白文印记和“都御史章”朱文印记，由此进一步证明了郎廷极确实拥有这一康熙帝御赐的“纯一堂”。
这种写有“御赐纯一堂”款识的传世品中有一种是制作较精细、书款认真、类似官窑瓷器的作品，这种“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官款与康熙朝许多六字官款的官窑器款识完全一样。与上述二款合一作品六字款相同的瓷器在传世品中还可找到不少，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彩瓷和颜色釉器等。可以认为，这些相同落款的作品属同一时期烧造，尽管这一个时间跨度可能超出郎廷极任职江西的八年，但至少较为接近。
颜色釉器中有一种祭红釉作品，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圈楷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一件这样的瓷瓶，此瓶底部款识与二款合一的“御赐纯一堂”器六字款完全一样。上海博物馆藏有相同釉色相同款识的红釉盘。我想，若把这种作品看成郎窑烧造的所谓宝石釉之祭红，也许比那些目前还被称为郎窑的作品更加名副其实，因为它有上述二款合一作品作旁证。
郎窑相关问题再考
《郎窑相关问题再考》一文发表于2012年上海博物馆集刊12期上，文章对1996年的观点进行延续性修正和进一步考证。重点是对新资料的解释和对郎窑性质的再研究。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红釉碗使我感到特别，因为这是一件通常所说的“郎窑红”瓷器，但底下书有青花“朗润堂”三字。起先，我以为它是清宫中的堂名款，并不在意，后来发现自己搞错了，清宫中的堂名款是“郎吟阁”，是清代雍正皇帝的堂名，而此“朗润堂”不属于内府名款。
我回忆自己曾查阅过此名款，因为，在其他瓷器上也有“朗润堂”之名，有“五彩十二月花卉纹碗” 之类产品传世。五彩瓷器有此堂名，即使查出所有者的姓名，也难以引发联想。但此件“朗润堂”款红釉碗，足以使我浮想联翩，因为此碗的发现可对“郎窑红”瓷器就是郎廷极创烧的传统说法提出新的质疑。
“朗润堂”名款的主人，实际上很容易查找，现已可明确其名，他就是康熙朝著名御用文人，曾任礼部侍郎、经常出入南书房的高士奇。
《石渠宝笈》：“五代阮郜女仙图一卷，上等盈一……因题二诗于后，康熙辛未长至后二日，江村高士奇并书，诸跋中押缝有“萧然斋”、“江村秘藏”、“高詹事”三印；引首有“北墅”、“朗润堂印”，二印卷高一尺三寸二分，广一尺五寸二分。又“宋李公麟蜀川图一卷，上等素笺，本墨画无款，姓名见跋中……后隔水有“高士奇图书记”、“旷庵”二印，押缝有“王延世印”、“也园赏鉴”、“梅壑子孙保之”、“朗润堂印”、“永存珍秘”、“一字长叔”诸印，又一印模糊不可辨；卷中押缝有“澹人”一印、“北野高士奇”各二印。
高士奇是康熙皇帝颇为赏识的一个人物。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的卒年，因为这可能对本文的考证至关重要。《清史稿》谓其卒于康熙四十二年，而他得到朝廷体恤给谥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四年。
由于高士奇已于康熙四十二年去世，因而我认为这件作品的最后烧造下限当在此年以前，而郎廷极走马上任前往江西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四年。据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己丑，郎氏奉旨升任江西巡抚，驻于南昌府，康熙五十一年钦命兼任两江总督后离开江西，驻于江宁府，前后共历八年，五十一年十月丙寅出任漕运总督，五十四年卒。
因此，不管郎廷极在江西有何作为，不管他是否创烧了郎窑红瓷器，其时间只能是康熙四十四年以后，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任期的后半程。
高士奇曾作《成窑鸡缸歌》，查阅之，不想竟有新收获：
髙江村《酬苍林·宋均窑缾歌》曰：古来窑器崇朴质，瓦罂土缶无竒特，越窑传自李唐开，青瓷共寳柴皇式……近来纤美说宣城，丽彩寒芒照四坐，宝碗鸡缸盘积红，市中论价称竒货。僧寮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泠泠，异哉均州旧时造，几经兵燹犹完形……
其中“近来纤美说宣城，丽彩寒芒照四坐，宝碗鸡缸盘积红，市中论价称奇货”，这里，他点到了宣德的“积红”瓷器，“积红”亦作“霁红”、“祭红”或“鲜红”，高氏的原意是指宣德、成化名品在市场难得见到，“宣城”应非指地名，而是“宣成”即宣德和成化，“宣城”之“城”为“宣成”之“成”的笔误。而“异哉均州旧时造”的双耳瓶，则可能是钧红釉产品。
又“成窑鸡缸歌，世人耳目贵所少，龙勺鸡彝竞爱宝，杯樽本是太古风，近时谁信趋奇巧，赵宋花瓷价最高，玉腴珠润坚不佻，永乐以来制稍变，宣磁益复崇纤妖，血色朱盘日轮射，小盏青花细描画，后来埏埴日更精，五采纷纶数成化，红妆袅娜蜡泪垂”……
可以想象，高士奇颇熟知古瓷之道，了解宋明等朝名窑器物，当然，他最推崇的是成化鸡缸杯，而对红釉、钧窑等器，看来也十分喜爱，《宋均窑瓶歌》中的“宝碗”或指永乐、宣德所谓的“鲜红宝烧碗”。而《成窑鸡缸歌》中的“宣磁益复崇纤妖，血色朱盘日轮射”之句，再次反映了高士奇偏爱红釉瓷器的心绪。因此，在距宣德、成化两百多年后，高氏的“朗润堂”在景德镇定烧仿明代的红釉瓷器，是顺理成章的。“血色朱盘日轮射”，似乎就是康熙朝那种呈牛毛纹的牛血红亦即通常所说的郎窑红釉作品。
综合上述各种情况，尤其是高士奇喜爱瓷器，更偏爱红釉瓷的情况看，我认为“朗润堂”红釉碗为高士奇定烧之堂名款瓷器，应无多大问题。
另外，我突然想到，郎窑红的出现，是否与“朗润堂”款的红釉瓷器有关？“郎”字和“朗”字，音同字不同，本不可同日而语，但突然出现这样的传世品，实在使我感到太凑巧了。康熙四十二年前的“朗润堂”定烧了这种红釉瓷器，而后人把郎廷极时代和所有康熙时烧成的相同风格红釉瓷称为郎窑，这是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呢？
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我们谁也不清楚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客观事实是，郎廷极的郎窑出现了，“郎窑红”瓷器也出现了。郎窑的出现可谓事出有因，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可考。
但“郎窑红”瓷器则并非师出有名，它没有康熙朝的文献记载，而后人把它归结为郎廷极的郎窑烧造，如果郎廷极到达江西以前，景德镇还没有这样的红釉瓷器烧造，那一切都情有可原，但现在基本可认为“朗润堂”款的红釉瓷器烧造在郎廷极的郎窑之前，“郎窑红”为郎廷极创烧之说就只能是一种传说，它实际上并无肯定的内容。
如果一定要肯定“郎窑红”瓷是郎廷极创烧的话，那就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不然，难以自圆其说。而真正的“郎窑红”倒或许是署有“朗润堂”款的红釉碗这样的瓷器，尽管它没有合乎情理的明确称呼，我们目前还无法明确考证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深层次关系，但有一点应该明白，把康熙朝的这种红釉瓷笼统称为“郎窑红”瓷可能有违原意。
我甚至怀疑，当初，有人提出“郎窑红”的说法也许与“朗润堂”款的红釉瓷器有关，可以设想，当“朗润堂”款的红釉瓷器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的概念十分容易被偷换，如果有人把它与郎窑联系起来，“朗润堂”款的红釉瓷器即可自然而然地变成“郎窑红”瓷器，或许当时有人觉得，它们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样是康熙时期的瓷器，同样是康熙时期的瓷窑，两者为什么不可以联系呢？当然，以郎廷极之“郎”，替代朗润堂之“朗”，这样的以讹传讹应当有一个过程，但现在要搞清楚这个过程显然有很大的难度。
当然，把“朗润堂”款红釉瓷看作是后人穿凿附会的根源，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但这应该是一种相对较为合理的推测。这里必须说明，我没有把“朗润堂”红釉瓷直接解读为真正的“郎窑红”瓷的意思，我先前关于“郎窑红”瓷的观点也并没有改变，但是，“朗润堂”款红釉瓷的出现，使我得到了启发，并以此得出了后世让“朗润堂”款红釉瓷演变成了郎窑红瓷器的推理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