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民间还发现极少数带有同治及光绪青花官款的雅瓷，如小盘小碗之类，也绝非供宫廷使用的贡品。对此，也可以找到旁证。《江西通志稿•陶瓷》中一则“瓷器公司论”里，记“其精者皆上供宫廷之需，次则售之民间，岁入不下五百万金，现虽不如前，而贸易尤称极大。”可见这种带有青花官款的雅瓷，也许就是利用次品的或多余的官窑半成品来绘制雅瓷售之于民间的。只是这种官窑瓷胎，一是本来所剩不多，二是由于成本较高，不易销售，故数量极少。
从以上分析，可知雅瓷虽然制作于官窑，但并不是供宫廷使用的贡品，而是对民间销售的民用商品。这点认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客观地讲，晚清雅瓷之所以在当时很盛行，一方面有赖于雅瓷的风格新颖和高雅不俗，另一方面也和官窑的参与和经营有直接关联。根据史料记载：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直到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才重建了御窑厂。由于雅瓷是一个新品种，又以文人画为特色，当时的民窑和官窑都不擅长雅瓷，因此笔者推测，官窑鉴于雅瓷这一新品种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乃于同治六年招聘了一批新人，专门培养和从事雅瓷的绘制，并由官府控制经营外销民间，以备将来偿还为官窑所筹集的13万两债务。这类情形，似乎与元朝极为相似：
青花瓷器本来是当时民窑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元王朝控制，把它作为外销瓷而大量生产，并由“浮梁瓷局”进行管理。
掌烧瓷器并非内廷所需，它与宋代专为朝廷皇室烧制的非商品性质的官窑是不同的。（以上两句，见于李炳辉《青花瓷器鉴定》，第22页，“官府控制经营的外销阶段”。）
元朝青花瓷器外销出口，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而晚清雅瓷则主要是为了还债。李鸿章筹措的13万两银子，大部分应来自地方官员（多为江西）。其中部分筹款，有可能以雅瓷来偿还，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员定制雅瓷，或为自用，或以赠人。
从瓷画的创作来看，此时期的官窑画工基本可分为两类：即雅瓷画工与贡瓷画工。但这并不是说官窑画工既画贡瓷又画雅瓷。这个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分工不同，专长各异，以及官窑的严格管理，自然是不能随意画的。
第二，官窑是在同治五年（一说同治四年，执行人是蔡锦青）重建的，当时景德镇无论是在官窑和民窑，都普遍的缺乏适当的雅瓷画工和贡瓷画工。据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所上陶务奏折：
同治四年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尽，配制原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长之匠，俱已募入官窑，物以少而见珍，工值转为增贵，限于时势，不得不暂为将就。
可见，官窑不仅缺乏雅瓷画工，就是原有的官窑画工（贡瓷画工）的名额，经过战乱以后，损失很大，也莫不需要新人补充。因此，在人员缺乏的情形下，官窑首先必须招收新人，既要招收雅瓷画工，也要招收贡瓷画工。而战后重建的官窑，画工本就青黄不接，贡瓷画工自身的专业技能尚且有待提高，还怎么能会雅瓷的创作呢？
第三，官窑不但要培训人才，同时还要生产雅瓷与贡器，可见官窑任务比以前要繁重得多。例如同治七年，官窑烧制一万零七十二件同治皇帝大婚礼用瓷；同治九年，官窑烧制约万件慈禧用瓷；就此亦足见当时官窑烧制贡品任务之繁重。即便官窑允许乃至鼓励创作雅瓷，贡瓷画工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呀。何况官窑贡瓷为第一重要，岂敢本末倒置呢？
综合上面的考证，所得的结论是：雅瓷与贡瓷不同。雅瓷本来是程门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官窑所控制，把它作为民间用瓷而大量生产。其最早目的是为了还清官窑债务。除了金、王二人外，绝大多数的贡瓷画师不可能加入雅瓷的创作。由于官窑的分工不同，绝大多数的雅瓷画师并非御用画师，而是“官用画师”，所以他们在官窑内绘瓷，实则并非为皇宫服务，而是为官窑服务，为民间服务。这一点最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