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雅瓷中的虚伪材料
要想了解雅瓷的历史真相，第一步就要注重材料来源的正确与否。因此，对于文献与实物，首先要判明其真伪。这里所谓的雅瓷中的虚伪材料，乃专指雅瓷的年代而言。检点晚清之际的雅瓷及其研究资料，会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虚伪材料。
而关于雅瓷年代的虚伪材料，最主要的有两个：
其一是权威性记载，如《简明陶瓷词典》所说的“清嘉庆、道光间流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四次印刷）。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大概是因为“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状起伏。称‘橘皮釉’，这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1页）
实际上，这种橘皮釉不仅仅是嘉庆、道光间釉的特色，也常见于同治至光绪时期，甚至于民国初期依然存在，如笔者所藏的仙槎民国三年的人物瓷板等。此外，根据近年的研究与实物资料，所谓的雅瓷，绝大部分都是清朝同治和光绪时期的，尚未发现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雅瓷。可见，这个观点实际上缺乏足够证据。
另一个虚伪材料，就是寄托款。寄托款指古代瓷器上写前朝年号，又称仿款、伪款。雅瓷中的寄托款，最为常见的是“大清同治年制”。这种常见的寄托款，往往与干支纪年款不合，故比较容易判别。罕见的寄托款：一是“大清乾隆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子良作丙戌（乾隆31年或光绪12年）花鸟大花瓶；二是“大清道光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小山氏癸未（道光3年或光绪9年）花蝶参壶；三是“大清咸丰年制”款，如曹新吾先生收藏的六合同春笔筒（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
以上所举罕见寄托款的例子，虽然前两例中的底款与干支款相合，但根据雅瓷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作品年限，可判定为寄托款；第三件墨彩笔筒，由于没有干支纪年和作者款，只有底款“大清咸丰年制”，所以无从判定是否寄托款。但现在还不能证明完全是可靠的，因而为了稳妥起见，暂且把此款归属寄托款。
五、同治：最初的雅瓷与作者
以现时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的具有确实纪年的作品，是同治四年程门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浅绛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门（时年44岁）所作的浅绛彩仕女与花鸟瓷板（见《广州文物总店藏瓷板画》）。当时程门写这两件作品的动机，是应“小仙明府索写仕女”而作。其后按年可稽的是：同治6年，仅见胡夔（时年75岁）“画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见他人同年作品传世；同治7年，仅见“道诚敬赠”墨彩兰石花口茶盘（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开始出现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赏”墨梅瓷板（疑是张锡祜之作）；同治9年，开始出现金品卿、李子商（时年53岁）、杨芝泉、汪介眉（时年28岁）、俞芝恬作品（皆为墨彩）；同治10年，开始出现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开始出现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开始出现王少维（时年56岁）、聖宇、程玉庭、谭寅阶、方作材、玉堂、荫堂作品；同治13年，开始出现少轩、任焕章、 张锡祜、程南山、贾晋（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时期的雅瓷，其绘画品种只有浅绛彩和墨彩两种。器物种类多为瓷板、笔筒、帽筒、茶壶、温酒壶，罕见的则为方瓶、尊及鼻烟壶。根据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同治时期的雅瓷，无论其绘画品种还是器物种类以及作者数量、作品数量，都远远不及光绪时期。其中，除了程门同治四年作品之外，其他作品不但都出现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连续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浅绛彩，可见浅绛彩为程门所创立，最初应是民窑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窑中出现（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重建了御窑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