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祜作品，从诗书画印上看，与金品卿同治十三年所作墨梅盖碗及红梅帽筒，似乎具有一脉相传的渊源关系。虽然二人的风格有所不同，但金品卿此作像是受到张氏影响而蜕变出来的，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张锡祜似乎和胡夔、程友石一样，也应是当时官窑特别延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画家。
卅六峰人，原名倪凤。工行书和楷书，其作品年代为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二年。据笔者考察，他应是题款代笔书家，曾为任焕章代笔（仅见一件）；同治九年，曾为李子商墨彩山水笔筒代笔（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51页）。其它代笔作品，有花鸟、仕女及山水，但都不署绘者款，只署“卅六峰人题”；这些作品虽然是浅绛彩和墨彩，但都是民窑画风，并非文人画。
李古董，字子商。工山水、人物及梅、竹，尤以墨彩为常见。其作品年限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四年。他的早期作品不及程友石、张锡祜深厚，题款除了卅六峰人代笔之外，同治十三年所作的墨彩鹿、猴方壶，则由雷桂芳代笔。据此推断，李子商原本是民窑画师。
六、咸丰：雅瓷的创始年代
中国陶瓷绘画深受中国画的影响。尤其是景德镇陶瓷，比如雍正墨彩的产生，必定是受了水墨画的影响。再如自明末以来，民窑瓷画上就出现了诗词、作者款及印章。还有清代官窑督陶官唐英所制的“唐窑”， 也曾出现过诗词、印章。此外，咸丰七年民窑所作的粉彩人物福禄寿图瓷板（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34页），更是诗、印、年款和署名俱全。这些陶瓷绘画，都是模仿中国画而来。但其数量极少，流行时间不长。而流行时间长、数量最多的，自然是雅瓷。雅瓷虽然年代较晚、形态相仿，但是雅瓷在上述陶瓷发展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着相承相继的渊源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受文人画的影响，由于仅仅是形态上的模仿与借鉴，所以瓷画介乎于文人画之间；而后者表现的是文人画，由于在釉彩工艺和绘画方法上的改造与创新，故其瓷画无异于纸绢上的文人画。可见，直到程门浅绛彩的出现，才真正标志了陶瓷文人画的确立和完成。
程门发明浅绛彩，大概主要原因是：瓷器上的绘画，历来都是窑工所为，无论怎样高明，总有所谓“匠气”，不入士大夫的眼，而程门是著名的文人画家，为了摆脱所谓的“匠气”，自然不会用传统的墨彩和粉彩来表现文人画。
现存最早的雅瓷为同治四年，显然，它是文人画家程门的发明，也是程门身份地位的象征。除了同治四年之外，同治八年程门作品再次出现。这件作品作于南昌，是张鸣珂所题程门山水册页。可见程门发明浅绛彩以后，最初并不想以此为业，所以没有加入官窑的雅瓷创作，而是在南昌活动。程门同治四年的雅瓷，一共发现了四件，都是浅绛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件仕女、花鸟瓷板（见《广州文物总店藏瓷板画》），不仅有长篇题款，而且色彩也相当丰富。据此可以判断，它是标准而成熟的浅绛彩，显然不是新生物的早期形态。而标准形态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点，从雅瓷的品种和年代排序上可以得到证明。如前所言，程门同治四年的作品，都是浅绛彩；而其他人的作品，从同治六年到同治九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有浅绛彩。说明他们或官窑在四年中一直没有掌握浅绛彩的工艺技术。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浅绛彩的研制十分不易。可见专业的官窑尚且如此，更别说外行者程门了。由于考虑到浅绛彩的创制存在一定的时间，笔者倾向于认为程门浅绛彩的创新开始于咸丰时期，至同治四年浅绛彩的风格已经确立，创制工作基本完成。
总之，浅绛彩创始于咸丰，完成于同治。程门咸丰作品未问世，那是因为数量太少。雅瓷的年代，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算，算到1935年莲溪陶山水瓷板（见《浅绛彩瓷品鉴》，第201页）为止，有七十一年的历史。从晚清雅瓷的整体情况来看，同治时期应该视作一个兴起的阶段，光绪以后，开始出现了繁兴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