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是一门新的学科，文物考古工作者四十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发掘了很多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其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和样板。陶瓷鉴定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器物学。国内一些大学目前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为陶瓷鉴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根据自己四十年研究陶瓷的亲身体会与经验，摸索出从以下五个方面鉴定瓷器，即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这五方面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鉴定便有误差。五方面联系起来看，对瓷器的年代、产地的判断，其可靠系数就比较大。下面谈谈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 造型及纹饰
造型与纹饰二者密不可分，是鉴定瓷器的关键问题，抓住这两方面鉴定的可靠系数即可达85%，一般来讲，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在某个时期有些器物则例外。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
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
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越窑青釉执壶，上刻有莲瓣纹，过去定为五代，从近十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五代墓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却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证明是北宋早期的，过去一些图录中把细线划花的器物定为五代，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也属北宋早期的产品。
注子、注碗，原来是金属器，用于温酒。北宋时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现。
据出土资料统计，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了几十套，出土范围北至辽宁，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宁县就出土了几十套，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注子多配以坐狮形盖，壶身有圆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动，稳定性好。
除青白瓷以外，陕西耀州窑亦发现青釉圆形注碗。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釉中含铁量高一些，故大多数青白瓷釉发青。日本、韩国出土的这类青白瓷数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颈。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镇瓶口部外折部分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风格，青白瓷经常采用的装饰是刻花篦划或篦点纹。湖田窑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窑的特色。
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黄色或褐色。剔花执壶，河南登封窑出土过局部标本，可能是登封窑的产品。这类剔花壶、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国内反而少见。磁州窑系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传世这类风格的器物见到有30多件，是一个窑的产品，窑址还未发现，估计是山西烧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
黑釉剔花罐，过去定为磁州窑，现在证实是山西窑烧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都有这类标本。
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
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此窑的中档商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高档商品。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纹饰往往一挥而就，线条自由奔放。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银器纹饰，上面还有绿彩，是磁州窑系产品，估计河南烧造的可能性大。
定窑印花龙纹盘，这类标本遗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宫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窑为民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就一般瓷窑而言，其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艺品种借鉴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窑有五处，同时烧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见了，出现青白瓷，这也违背一般瓷窑的发展规律。一个窑的瓷器品种有一个继续发展，逐步衰落的过程。景德镇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种，而烧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鉴了同期的玉器工艺。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层社会宫廷、达官使用的，平民绝无条件问津。为适应民间需要，景德镇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烧制青白瓷。宋代李清照《醉花阴》中记载的“玉枕纱橱”中的“玉枕”实指青白瓷枕。
金代花口瓶，五瓣口向下翻，绝大多数出于瓷窑遗址金代地层和金墓之中。曲阳出土了白釉花口瓶。钧窑烧月白釉花口瓶，磁州窑烧三彩花口瓶，颈、腹、足各占三分之一，造型独特。
金代南北方都出现一种黑釉起白或褐色线纹装饰的器物。线的排列方法有满线、三线一组，一、二、一间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县、鹤壁，山东淄博，四川广元等窑都有烧造。目前可以判断传世品窑口的只有淄博窑，其特点是黑釉罐上满线纹，但在双系下，有交叉的两条线纹，可以断定是该窑产品，日本、英国分别收藏一件淄博窑的完整器物。四川广元窑的黑釉起线纹罐与其它窑的同类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经过两次烧成的，先素烧坯，再上釉二次烧成，在窑址中采集的标本有素烧坯及二次烧成的器物标本。
（四）明清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明清两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瓶、罐、壶、盘、碗等器物都有多种形式。青花瓷器为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历经四百年盛烧不衰。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与风格，这已成为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上受到了西亚银器、铜器的影响，执壶、花浇、折沿盆、烛台、钵等都具有西亚作风。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盘、碗、洗等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形。纹饰中以龙凤纹占主要比重，并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装饰上的显著特点是阿拉伯文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点是葫芦瓶较多，方的、圆的、上圆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此外，方形器物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纹饰上道教色彩浓厚，典型的纹饰有八仙人、云鹤八卦。缨络纹也是这时期长见的纹饰。
康熙时期民窑瓷器有很大的发展，外销数量很大，欧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窑的瓷器。双耳盖瓶等具有欧洲瓷的造型特点。人物纹、山水纹凤尾尊、棒棰瓶比较多见。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蓝色明亮，层次较多，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到康熙时期，釉上蓝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红、绿、紫彩还可分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纹饰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生动而艳丽，达到了历史上五彩瓷器的发展高峰。
二 胎釉彩与制做工艺
胎釉彩对鉴定瓷器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同样造型的黑釉碗为例，从胎色上可以区别是定窑还是北方其它瓷窑的产品。定窑黑釉碗胎色洁白，与白定质地一样，这是其它任何瓷窑所无法比拟的。建阳窑黑釉碗除造型上有自己的特点外，胎也与其它瓷窑产品不同，因其含铁量高，胎呈黑褐色，釉面有兔毫结晶，是兔毫盏的主要产地。耀州窑系的青釉印花碗，陕西、河南、广东、广西都有，造型与纹饰基本相同，但从釉色上看，它们差别各异。广西容县印花碗以氧化铜为呈色剂，釉面呈绿色，少数呈红色，与其他窑使用氧化铁作呈色剂，釉面呈青色釉截然不同。唐三彩首先在河南巩县发现窑址，继而在陕西耀州窑、河北邢州窑陆续发现。从出土与传世的三彩器物看，以巩县窑三彩色调最为艳丽，造型上大同小异。福建浦城窑魂瓶多用褐彩装饰，与其他窑不同。
三 款识
款识指在瓷器上刻划或书写的文字。主要有纪年款、名家款、官家款、明清官窑款识等。纪年款指在器物上直接刻划或书写的年号名称及具体年数，如“赤乌十四年……”虎子，吴“永安三年”谷仓等，可直接了解器物的制作年代。纪年墓出土物也为我们鉴定瓷器提供了准确的下限年代。名家款唐代有邢窑“徐六师记”壶，巩县窑的“杜家花枕”、“裴家花枕”，宋金元磁州窑“张家造”枕。官家款有定窑、耀州窑与越窑带“官”字款器物一百余件；福建建窑“供御”、“进琖”铭文碗。明清官窑款识比较规范化，一般书写“大明××年制”六字与“××年制”四字款。明清两代御窑厂分工极细，多达72道工序，款识由专人书写，字体大体相同。从传世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可以看出正德后期与嘉靖前期款识字体出于一人之手，除正德、嘉靖四字外，“大明年制”四字完全相同。康熙晚期与雍正早期款识亦为一人所写，大清的“清”字写成“清”。
四支烧方法
支烧方法对鉴定宋金时期瓷器尤为重要。如定窑首创的覆烧法被江南众多的瓷窑所仿效。刮圈烧法有陕西旬邑窑、耀州窑、山西霍县窑、河曲窑等，以金代瓷器最为常见。支钉烧法在南北方瓷窑广泛使用，有三叉形、圆饼形上凸起若干小钉，圆圈上凸出若干小钉或独立小支钉。数量有三、五、六、七个，多者达十几个，汝窑支痕呈小米粒形，磁州窑为长条形支痕。山西介休与霍县窑白釉器物十分相近，但从支钉数量上可以区分，介休窑为三支钉，霍县窑五支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