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外贸易的瓷器中，不但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细瓷、还有红、绿、黑三色瓷及广东、福建、浙江地区的众多窑场所生产比较粗糙的日用瓷器，特别是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只因很多被广东潮州商人购后从潮州的汕头港出口。因此在当时被笼统称为“汕头瓷”。
清朝时“瓷都江西景德镇”仍然代表着那一时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瓷器的品种较明代时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除了继承前朝的传统品种外，又创出了金彩、珐琅彩、粉彩、广彩、胭脂水、天蓝釉、珊瑚红、乌金釉等等的新品种。由于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大受顾客的欢迎，而质优精细的中国瓷器在外国的贵族上层，已变成了他们夸耀个人财富的一种手段。如１７１３年一１７４０年间的普鲁士皇帝在选皇后时，竟用６００名撒克逊骑兵与邻国的君主互换一批中国瓷器，来为他的婚礼增色。
因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１８世纪前期、欧洲很多国家就被清政府允许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在广州市沙面设立了贸易站。这就进一步为中国瓷器的外销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该公司一地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三百万件之多。
随着瓷器贸易的发展，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店。据１７７４年的英国《伦敦指南》中说；在英国伦敦至少有５０多家这样的商号。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民间商贩也通过种种形式及渠道与外国的商人签订“合约”，按洋人的需求，再到景德镇窑场、德化窑场及各地的窑场定制各式各样的罐、瓶、杯、缸、盘、壶、梳妆用具、餐具、咖啡具并定制各种如圣经故事、西洋人物、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等等纹饰。
从近年来各地出水陶瓷器实物情况来看，沉入海底的陶瓷器，唐代或更早 、五代、宋代的品种数量较多，元朝的较少，而明、清二朝的贸易量最大，而出水的瓷器也是少之又少。综合历代记载资料，本人看法如下：１、我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陶瓷贸易，由于陆路上的交通不方便，既费时又费力。因此，大部分的贸易活动都是利用水路从海上去进行的。２、唐代、五代、宋代时的海船载重量只有几百斛到二千斛。由于海船的运载量小，运载的货物相对也少，当时船只体小，根本无法承受海上的大风大浪，因而沉船遇难的事故就经常发生，所以相对而论，出水的器物也就多了。３、元代、明代时，由于当时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出资造船，船载重量已达几万斛可从打捞出水的沉船运载量中查证 ，甚至更大。船体的增大，抗击海上风浪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沉船遇难的事故相对也就减少。所以出水的器物相对也少了。４、清朝时的船载量比元、明时更大，船上的设施及各方面的技术也就更先进了，加上当时外国的机动船也加入了运输的行列，沉船事故较前代更少了。相对出水的器物也就更少了。５、我国历代海外贸易的港口除了各代政府，设立“市舶司”的明州港、杭州港、泉州港、广州港外，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各地的人民，都利用各自交通最为方便的地理位置，最佳的港口出海往各国进行瓷器贸易。这些港口是：温州港、福州港、厦门港、汕头港、惠阳港、虎门港、澳门港等。甚至利用更小的港口出海贸易，如广东沿海的潮阳海门港、惠来的神前港、陆丰的甲子港、海丰的汕尾、惠东的平海港等等的小港口。这些小港口，都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始发站。
二、对出水陶瓷器的鉴定
近年来各地出水器物有铅釉陶、褐釉、黑釉、黄釉器，原始青瓷、青瓷、青白瓷、青花瓷器，品种大的有高３０厘米，小的高度只有３厘米的瓶。这些陶瓷器都是现代渔民长期在海上捕捞作业，用现代的机动拖网船，在捕捞虾、蟹、蚬等各种生长在海底泥沙中的贝壳类海鲜时捡获，因现代机动拖网船的“拖网”能深入海底泥沙３０－４０厘米，这样才能把一些沉在海底表层的陶瓷器刮进拖网内如果是１９７０年以前的拖网渔船，是绝对无此能力的，因当时的出海船还是靠人力和风帆作动力的船只 ；也有一些是渔民在潜水捕捉龙虾、蟹等海鲜时捡获。文物的出水地点尤以广东省沿岸的太平洋海底为多。从品种看，早在唐代以前，民间就已向海外出口陶瓷器了。而且很多品种和造型、纹饰都是书本上所未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