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异地经商带来全家变化
王大凡是我叔父，也是我的绘瓷老师，尽管其人非常和蔼，但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和记忆反而不多。
说叔父的故事必须得从我祖父王家耀谈起。祖父是位生意人，因为战乱，生意曾一度失利。好在祖母娘家非常富裕并给予了资助，让他从黟县来到景德镇谋生。祖父当时到的不是景德镇，而是在鄱阳县辖的凰岗开杂货店。祖父的这种选择是有一定投资眼光的，因为凰岗在当时是水陆交通要口，人流量、物流量相对比较集中。
祖父的这种经商选择，对我家的未来有着决定性意义。
在凰岗生活久了，认识的人自然也多了，祖父将长女也就是我的姑母嫁在了当地。姑父是在景德镇画同治彩的，对陶瓷行业比较熟，在他的介绍下，我父亲在14岁时便来到了景德镇学看色(选瓷)，之后，父亲将叔父带在身边学“看色”。 做不了看色而改学画瓷 。 当时的陶瓷经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由各瓷庄老板负责接待一些外地的陶瓷经营客商，带着这些客商到各陶瓷生产户去定购所需要的产品。看好产品后，瓷庄老板向生产户付下订金，然后请人来“看色”。“看色”工接到任务后，需要对指定的瓷器进行拣选，然后重新归类码砌，所以劳动强度很大。
我的父亲个子比较大，“看色”的劳动强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我叔父的个子很小，加上初学时才十三四岁，这种工作让他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便有了厌学情绪，常常借故休工。
没去“看色”，叔父一般都是去他姐夫家玩耍。这是一个画瓷器的人家，瓷胎、笔、料及一些成品半成品是最为常见的，叔父见了这些东西很好奇，常常会拿笔蘸料在瓷胎上学着写写画画。有一次，姑父见从未学过绘瓷的叔父昕临摹的一件东西有些模样，便建议我的祖父，说既然我的叔父不愿看色，不如介绍他跟人去学画瓷器。 姑父的建议得到了赞同，于是叔父由“看色”改行绘瓷。
跟着抽大烟的师傅求学
学画瓷器后，叔父从我父亲的住处搬到了小黄家下弄我的姑母家中，并因此结识了姑母红店中的常客汪晓棠。 汪晓棠是画国画的，以前在杭州专门替人画纸绢扇面，与费晓楼、沙山春、钱慧安一脉相承，他是后来才到景德镇画瓷器的。此人因为功底深厚，在到景德镇不久便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瓷上文人画”的代表人物。此人有—个不良嗜好，另就是抽大烟。他平常白天不画瓷器，只有晚上抽上几口之后，来了兴致才会激情挥毫。
叔父非常仰慕汪晓棠的画技，所以主动与他接触，并经常邀其同住，看他过完烟瘾后全神贯注的作画。汪晓棠所长虽然是工笔，但他是画瓷高手，从不需要拍图，这为叔父学习带来了难度。叔父每次看完汪晓棠画瓷器，都只能在第二天凭着记忆，按步骤进行构图、着色，而不是通过“取巧”学习绘画，而这也决定了他的起步不凡。
替人画瓷继而逐步成名
或许是由于体质昕限，不能从事重劳力的叔父对绘瓷有着一种特别的天赋，也非常钻研，所以进步很快。他少时虽然只读了3年私塾，但后来非常好学，对古代名著等喜爱有加，在艺术修养上极有造诣，曾经写过不少诗词。
当前，有位余姓瓷庄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上海等多个大城市都设有经营点，在景德镇请了一批名家专门绘制瓷器。叔父是其中之一，于是结识了很多当时的绘瓷名流，他与王琦的交情大概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
叔父是跟汪晓棠学工笔的，王琦的写意画对叔父也有一定影响，故而画风兼工带写。他与王琦曾去上海参观过海上画派画展，并对罗聘的画风产生了兴趣，这使他之后的画风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了这些经历，叔父艺成后在艺术圈迅速走红，而1915年余老板将—批名家的瓷画送展巴拿马博览会，叔父的《富贵寿考》粉彩瓷板画获得了唯一的巴拿马博览会金质奖章，更奠定了他在业内的地位。
陶瓷艺坛的一棵长青树
叔父后来创出了落地粉彩的装饰技法，在陶瓷艺坛独树一帜。后来，他又参与组建了“月圆会”，成为“珠山八友”创始人之一。他还参与组建了类似于现在美协性质的“景德镇陶瓷美术研究社”，发展了200余名社员，创办了《景德镇工艺日报》，出刊物20多期，发表了一批专业性文章。
解放后，叔父被调入陶瓷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继续从事陶瓷绘画工作，后来还曾任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叔父的晚年是在陶瓷研究所度过的，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曾创作了一批优秀作晶。建国10周年，他的《大禹治水》大瓷瓶曾获得中央领导及美术界同行的好评。此外，《骏马献给总司令》《面壁十年)《闯王进京》《卓文君》《松下听琴图》《竹林七贤》《新八仙》等作品，分别在《人民中国》、《陶瓷美术》等刊物上发表。1959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对他的艺术生涯、艺术造谐作了专题介绍。
叔父享年七十有三，他一生比较喜爱体育运动，经常与友人打打太极舞舞剑，但他喜爱吸黄烟，所以肺部不太好。此外，我堂兄参加革命外围活动的一些琐事，也让他操了不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