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朱文立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
了解朱文立的古陶瓷考证生涯，品赏朱文立的陶瓷艺术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艾青的这首《我爱这土地》。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艺术人生，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窑的“历史之谜”联系在一起，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界艾青所歌咏的那只小鸟：竭力“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不断书写着中国陶瓷史和陶瓷艺术的传奇，不愧是中华“神瓷之子”。
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清河南督学孙灏曾作诗云：
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
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
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孙灏这首诗，不仅道出了汝瓷“人巧天绝”、“名王作贡”、“官哥”名瓷亦非“汝俦”的精美绝伦，而且道出了沧海桑田“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无尽感叹。综观历代文献关于汝窑的记载，仿佛在诉说一个悠远飘渺的神话。它的釉中，气泡闪烁亮如攒珠；它的胎中，玛瑙点缀灿如金星；它温润的釉色，如同万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妙的光晕。即使在南宋时，汝瓷已成稀世之宝。它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经历了瞬息辉煌而遽然湮灭。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烧造的又一座高峰，曾创制多种精美盖世的瓷器，也曾大规模仿制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但惟独仿制汝瓷失败，以至乾隆无奈地写道：“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以至民间有“家有钱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之说。
汝窑窑址到底在哪里？它的烧制技术难道真的“人巧天绝”，只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吗？
1951年，陈万里撰《汝窑的我见》，发求证汝窑窑址的嚆矢。1964年-1977年，叶喆民、冯先铭两次赴河南考察，在宝丰县清凉寺寻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瓷片，视为“宝丰清凉寺应是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1987年陶瓷学界最终证实，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汝窑址，即是昔日文献中所谓“临汝汝窑址”。这为求解“汝窑之谜”带来一抹曙光，朱文立也恰巧被命运安排跻身到破解“汝窑之谜”的队伍中来。
1975年，29岁的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朱文立高中毕业，且对化学很有兴趣，因此被安排进行临汝瓷豆绿釉的研究与开发。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没有满足于豆绿釉研制工艺本身，而是像一位专家，精心研究、记录，将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李国桢通过写信指导朱文立的研究，这时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绿釉是临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开发豆绿釉中的贡献，汝瓷二厂任命他为厂里 “临汝窑天蓝釉”试制组组长。
为到远离市区的山里寻找原料，朱文立骑坏了4辆自行车，背坏了5个帆布包，磨烂了几十双妻子为他做的千层底老山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沟里；也曾因为“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旷工”而被汝瓷二厂开除。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像战士一样的出征豪情。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召开，朱文立是120名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大会破例让他宣读了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当年10月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是当时国际汝瓷研究的最高水平会议。国内外专家的观点鼓起了朱文立思考的翅膀。李国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等，希望朱文立能借人在汝州的天时地利加紧研究汝瓷“天青釉”，并努力寻找汝官窑的下落。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失踪了800年的汝官窑址和失传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的神奇技术。朱文立像战士接受战斗任务一样，投身到探索之中。1984年，国家轻工部、河南省科委成立了以河南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联合攻关小组，朱文立参加了这一攻关小组。
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用的办法。朱文立对汝州地区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对几种主要陶瓷原料，如风穴土、唐沟土等，进行化学成分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比冯先铭1977年采集的汝窑瓷片，考察了临汝窑各个窑址，采集了数十种原料进行化验，选出有用的原料进行调配。但是，连续两年的试验都失败了，科技攻关小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彻夜不眠。他觉得攻关小组已经尽可能将配方做到了与传世汝瓷完全一致，而且各种窑变都试验过，不成功的原因肯定在某一神秘的“窍门”上。
伟大的发现，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极的时候，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朱文立寄来一本《历代名窑资料汇编》，其中关于“柴瓷”的传说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继位以后，传旨要烧新瓷，此时正好雨过天晴，天边显示出一种非常神秘的青蓝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出，者(这)般颜色做将来。”结果接连两任瓷器官都没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连烧两窑，也未成功，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女儿当时七岁，问其原因，瓷器官说，我已烧两窑未成，再烧不好就要被斩首了。女儿问：“有何法可烧成？”答：“民间传说有活人入窑即可。但我作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记心中，等烧第三窑时，乘父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在皇权社会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斩首的制瓷官，难道没有被逼跳炉或祭窑的制瓷官吗？人跳到窑里只有骨头能留下来，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那么汝瓷的那个神秘的“窍门”是不是这两种元素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进猪骨和羊骨进行烧制。他的配方达到328个，每一个配方至少烧3次。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3年、失败1500多次后，在一次试验的4件瓷器中，终于出现了他梦想中的天青色。
他在论文中欣喜地写道：“釉料的配制，是将焦宝石、红石头和方解石、石英（经预烧）以及牛骨灰和栗木灰等混匀，并粉碎到所要求的细度。所配制釉料的化学成份和汝官窑釉的化学成份较为接近。”他观察到，釉层中存在着一种亚微米级粒子，“釉层中所产生的液相分离是这种亚微米级粒子的来源……正是这些密集孤立的小球（亚微米级粒子）使釉面产生乳浊并再现天青色。”即使这样，“天青釉”出现的概率在一窑百件瓷器中最高比例只能达到10％。1988年7月，朱文立所烧汝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13年。
朱文立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选材、制材、烧制、成瓷等技艺理论和工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艺术作品。他的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体流畅，别致雅观，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韵致，又带有明显的朱氏风格。
《三牺尊》朱文立作
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艺术家一样，专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场。况且，汝瓷一厂已经倒闭，他失业了。小女儿才两岁，全家仅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随着对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对汝官窑址是不是在清凉寺产生了怀疑。
历史文献都称汝窑在河南临汝县（古汝州）境内，但唐宋时期的汝州，曾囊括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叶县、梁县、襄城七县。因此，朱文立认为，对汝窑应做广义的理解。陈万里在他的《汝窑的我见》中写道：“宝丰之青龙寺（即清凉寺）、鲁山之段店两处，就现在散布碎片的面积看来，在当时实是一个极大的烧瓷山场。”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也这样说：当时的古汝州境内瓷业兴盛，逐渐形成严和店、大峪、宝丰清凉寺至鲁山段店三大窑群。如果是官窑址，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建造和交易规模。叶喆民的另一句也令人深思：“在清凉寺“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可见粗细俱备。若从历史的长河而论，该窑供御的精品不过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朱文立想，清凉寺的汝瓷片是否正是这种主流的“粗器”呢？或者说，真正的汝官窑址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它就在汝州城内呢？
陶瓷史上一个名贵品种的出现和流行，乃至成为御用贡品，当然有其一定的卓越优点，也必然有一个由粗到精、 由“民”到“官”的发展过程。从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当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作为御用的官窑汝瓷，应该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再发展。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汝州为州府所在地，当时在汝州境内建造宫廷所用汝官窑是完全可能的。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也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就是说，汝官窑完全被政府所垄断。宝丰清凉寺虽属汝州，但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窑不便于“供御拣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内。同时代的钧官窑瓷，就是在禹州城内钧台窑烧制的。
从此，汝州城内每一次盖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场，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1992年10月，在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朱文立发现汝官瓷残壶嘴1个，卷足支烧的笔洗残片1块，色泽如刚成熟的豆青色。当地基挖至4米深时，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边上有大约3立方米的经过淘洗的纯木灰。多年的经验告诉朱文立，这里极可能曾经是汝官窑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庙地区距北宋州衙不远，朱文立将汝官窑定位在文庙附近。
6年过去了，1998年，朱文立在文庙地区又发现了典型的汝官窑瓷片。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它们分别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纯净，正是配置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积物下面则是大面积的宋代青砖——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证明了朱文立的推断。
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从汝州文庙官瓷窑出土的汝官瓷片看，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制作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精细、胎薄，非常成熟和完美。其二，文庙汝官瓷普遍呈现淡天青，釉面非常薄；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普遍呈现重天青，呈色幅度大，釉层较厚。其三，文庙汝官瓷开片非常统一，均呈现蝉翼纹开片。而清凉寺汝官瓷开片纹杂乱，有蝉翼纹，也有蟹爪纹，显露出早期汝官瓷的风格。其四，文庙汝官瓷支钉痕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支钉小。”他谨慎地说：“汝州文庙汝官窑址可能是宋宫垄断的汝官窑址。” 朱文立的研究，解答了叶喆民“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之谜，也印证了叶喆民临汝窑“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的论断。
汝官瓷的历史之谜，也得到了这样清晰的解释：临汝瓷是汝官瓷发展的前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宝丰清凉寺一家窑厂一枝独秀，釉料配方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从此，清凉寺停烧，而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这才有了后来传世的汝官神瓷。
相比汝官窑，宋代官窑瓷要稍稍幸运一些。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写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叶寘的记录十分清楚：“遂命汝州” 造汝瓷，“自置窑烧造”官瓷。1956年，杭州市南郊乌龟山麓南宋官窑址成功发现，但北宋官窑却一直是谜。一种解释是，因黄河多次泛滥及地貌变迁，致使汴京遗址久埋地表深处，无从再现。由于缺乏实证，陶瓷史学界不断对“汴京窑址说”提出质疑。主要有：
其一，怀疑北宋官窑的存在。理由是许多明清文献中只提到“修内司官窑”而不提“汴京官窑”。
其二，认为北宋官窑就是“汝窑”。
其三，承认旧官窑、新官窑两者并存，但在器形及胎釉特征上不易区分。
朱文立一直关注着“官汝”、“汝官”这一名词的含义。它是不是两种官瓷的并称？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就是说，烧造釉色好的官窑瓷，与汝瓷釉色“相类”。官窑与汝窑，本是同一血脉吗？
据叶寘“京师自置窑烧造”，“京师”指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河南开封市）吗？但查遍开封府志，尚未见官窑烧造的只言片语。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李辉柄认定，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因此，朱文立认为，“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朝廷”。
1999年3月文庙，在看到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时，三块残片同时刺激了朱文立的神经。因为在现场他发现了天青荷叶碗残片、支烧天青平底小洗残片和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等。他做烧成研究发现，豌豆青釉色残片独具釉色特征。北宋人徐兢在《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说明“汝州新窑器”在釉色上与越瓷相仿，而那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正符合“汝州新窑器”所独具的釉色特征。徐兢是当时人，且精通瓷器，他绝不会把耀州窑说成是“汝州新窑器”。
朱文立还看到，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虽经三次挖掘和1998年秋大的规模盗掘，均未见一片豌豆青瓷片。这说明，这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比文庙汝官窑时代要晚。同时，豌豆青色瓷片的制作风格和汝官窑一样，但它的色泽既不同于越窑，也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而是一种“汝州新窑器”的宋瓷。他大胆推断：“汝官瓷应分两期生产，北宋中期应在宝丰清凉寺生产。禁烧后应在汝州文庙汝官窑址生产，并同时生产‘汝州新窑器’。”
那么，这种“汝州新窑器”是不是就是北宋官窑呢？它和汝官窑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呢？《说陶卷二·说古》说：“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这说的不就是汝州吗？
2000年4月，张公巷一户居民盖房时，挖出了很多瓷片。朱文立赶到现场，捡到数十片典型的窑具，其中有桶式，有盘式，也有漏斗式。在一个州府城内，能如此没有顾忌烧瓷的，只有官窑。这次挖掘，出土了瓷片、完整匣钵、玛瑙粒等。朱文立还不满足，在张公巷路东的另一户居民院内打探孔，结果一个孔内出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制作精细。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公巷地区的确是又一个宋代官窑场。
上海博物馆里珍藏着四片独特青釉瓷片，既不同于汝瓷，也不同于其他同期瓷器，一直没有寻找到它们的来源地。而在张公巷发现的瓷片却与这些瓷片惊人的相似。比对研究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喜出望外：“张公巷窑址就是这四片瓷片的娘家。张公巷窑址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的北宋官窑。”
2004年初，河南省考古所对张公巷进行第三次挖掘。从探测情况看，张公巷窑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朱文立兴奋地写道：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当挖至宋代地层时，出土了大量的匣钵片，并有两个匣体非常完好，张公巷的匣钵和临汝窑匣钵完全是不同风格。伴随着匣钵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胎片厚薄之均匀，制作之精细，在陶瓷史上是很少有的。张公巷釉色是继承和发展文庙州新窑器釉色，仅是胎体制作不同。张公巷窑址在汝州城内，仅此说明，汝州张公巷窑址很可能就是宫廷所建为宫廷垄断后的御窑。
朱文立的判断，得到了陶瓷界的认同。2004年5月20日，“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 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新发掘的窑址和出土的实物标本进行了论证。大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烧制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人们寻找千年的“北宋官窑”。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清了宋代汝窑文明的发展和演变：宝丰清凉寺汝窑——文庙汝官窑——张公巷官窑。北宋官窑生产时间短暂，约15年左右，传世品更少于汝窑。宋室南迁，张公巷北宋官窑遭到宋廷毁灭性破坏，遗址完好地埋在地下，从此失传。人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品，只有南宋官窑瓷器。
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还在于，它的瓷器残片使仿北宋官窑有了具体、可信的标准。自2002年开始，朱文立再次踏上了寻找烧制北宋官瓷原料的征程。
历经两年多的试验，终于在2005年8月把张公巷北宋官瓷研制成功。2005年11月1日至5日，在第八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朱文立不仅发表了论文《再论张公巷、文庙窑址》，而且把仿制的北宋官瓷展出，轰动全球。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在鉴定意见中写道：“朱文立同志不仅首先发现、研制汝州张公巷官窑青瓷，而且还能本着薪火相传的精神，开发、仿制张公巷北宋官窑青瓷，由于其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该仿品的造型、胎釉已具形神兼备的水平。”
继汝官瓷之后又一历史珍宝、中华神瓷复活了！
《汝窑荷花碗》朱文立作
在古陶瓷中，弥漫着最大迷雾的莫过于柴窑。
明洪武时期，曹昭（明仲）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就曾提到：“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张应文在《清秘藏·论窑器》一书中则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文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提到：“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桑行之《说陶卷二·说古》说：“高澹人宋均窑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王渔洋香祖笔记谓贵人得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與。”
上述明人记载，均难以考证。人们只能根据一些文献或推想，对于它的具体窑址提出不同的看法：
其一，有人根据《格古要论》认为，柴窑的窑址在郑州。
其二，有人说“郑州”为“禹州”一字之误，认为柴窑与钧窑容易混淆不清。
其三，有人认同《余姚县志》引《谈荟》中一段话：“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其四，清吴任臣撰《十里春秋》说：“钱俶曾于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两次贡周事例，因而认为当时柴世宗很可能命钱氏烧造所谓“雨过天青”的瓷器。
诸如此类的记述还有一些。日本陶瓷专家大谷光瑞认为，柴窑是明代文人雅客的伪证，实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关于柴窑的记载皆是明以后所写；窑名用皇帝姓绝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焉能顾及烧造那样高标准的精美瓷器？如有传说中的柴窑存在，则定窑不会成为御器，而势必让位给柴窑了，所谓柴窑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
柴窑，真的“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吗？朱文立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
汝州是中国陶瓷艺术的母胎和种源。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就在此栖息繁衍，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仰韶彩陶是中国最早的瓷画，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鹳鱼石斧陶缸图》是中国现存发现最早的国画。始建于北魏的风穴寺，与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神奇的“煤山文明村落”迄今4600余年。东周为王畿之地，隋设汝州，为历代郡州治所。因此，在这个地区产生柴窑是完全有历史渊源和物质、文化、艺术基础的。
从中国陶瓷的演化进程看，唐代瓷器的雍容浑厚，发展到五代瓷器已优美秀致，不仅制作者审美观念发生变化，而且制瓷工艺也得到重大改进。其一，为了瓷器胎薄，原料加工更为精细，烧成后的胎质更加致密，玻璃化程度高。其二，造型技术更高。五代碗盘胎质均较薄，器皿口沿常作五瓣、六瓣、八瓣等多瓣花形。深腹杯，作海棠式，高喇叭圈足，这些器物的成型难度都较大。其三，装烧技术的改进更具开创性。五代满釉瓷烧造成功，支钉不仅小，而且支在器物不显眼处。这些进步，实际上也是汝窑创世的重要历史文化条件，产生柴窑也绝非天方夜谭。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设镇置监督烧御用瓷器，写“景德窑”（时间仅三年），浮梁县亦称为景德镇，御窑用皇帝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柴窑完全存在着烧造的条件。想一想建窑时间更迟、烧造时间相对较长的汝官窑、北宋官窑的“失踪”“失传”，柴窑失踪、失传更在情理当中。
朱文立进一步想，过去认定北宋官窑设在开封，可事实上它在汝州。郑州至今尚无唐、五代窑址发现。因此，柴窑可能在河南其他地方。“郑州”与“禹州”，“郑”与“禹”两字字形相差太远，笔误可能性小；如果有笔误，应是字形或字音相对相近的字。如果这样，“汝州”比“禹州”可能性更大。
朱文立还发现，柴窑的记述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天青色”。这与汝窑瓷器釉色相近，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联。柴窑比汝官窑早一百多年。汝州是一个烧瓷的王国，柴窑是不是比清凉寺汝窑更早的汝官窑的源头呢？还有，历史文献记载柴窑的色釉，不论是“其色正碧，流光四溢”，还是“葱倩可爱”、“越窑秘色”，都说明一个可能，柴窑釉色恐非汝窑的“天青”一种，还有“正碧”、“葱倩”、“越窑秘色”等。
这些猜想，让朱文立兴奋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搜寻古典，想找到为自己的猜想服务的文献。
《说陶卷二·说古》说：“考唐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木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即在其都内。”这段话说明，柴窑并不在郑州，而与汝、官窑一样都在汴汝“都内”。而汴京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那就只能这样理解，“汴”是对“汝”的限定，即北宋之汝州。
《饮流斋说瓷》说：“柴汝官哥定为瓷学家之恒言，皆宋窑名也。”柴窑“谓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薄如纸一语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青如天一语亦不尽然。柴窑固以天青为主色，但据博物要览则尚有虾青色豆青豆绿等，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细文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在明代已不易见。”这段话极为重要：一者，无釉符合陶瓷发展规律。五代前，不见“裹足支烧”，肯定有露胎，但“滋润细媚”，可见制作之精；二者，薄如纸非指胎釉，而纯指釉。这与明谢肇淛所说柴瓷“质复莹薄”一致。定窑、汝窑都为薄胎瓷，后来有脱胎瓷，但都做不到胎釉“薄如纸”。相反，把“薄如纸”限定在釉层上则疑问迎刃而解；三者，釉色并非天青色一种。这些理解，显然更接近历史实际，也为理解柴窑的其他特征打开了通道。比如，“明如镜”是指釉汁的玻璃质感，这符合五代瓷器的阶段性特征。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朱文立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柴窑遗址就在汝州。并且，它与汝窑存在着先后承续的发展关系。汝窑、北宋官窑遗址的连续发现告诉朱文立，貌似捕风捉影的古文献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朱文立想起来了，在寻找文庙汝官窑的过程中，自己曾发现几片非常独特的天青釉瓷片，它们和文庙汝官瓷片釉色、内部泡粒结构极相似，但不同的是，釉层比文庙汝官瓷薄，釉面比文庙汝瓷片明亮，当时把它们也视为文庙汝官瓷。2009年、2012年，汝州古将台附近群众盖房，不断出现这类瓷片，有天青、粉青、豆青色，虽然釉色各异，但内部泡粒结构相似，显然是天青釉色的变异。这些地方同时还出土了骨质修坯工具、匣钵片、支钉、垫饼及生烧产品等。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有的瓷片连釉带胎仅两毫米，釉层完全“薄如纸”；既有垫烧、玉壁底，也有满釉烧，支钉痕如小米粒，具有明显的五代特征；雕塑工具为骨质，非一般民窑所用；这些瓷片打得非常碎，显然是不想让它流入民间而刻意为之。这些既不是文庙窑址的废弃物，又不是张公巷窑址的废弃物，那会是什么官窑遗址呢？朱文立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寻寻觅觅的柴窑遗址！
这是朱立文面对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没有传世品的瓷器的发现与论证。发现汝官窑址，并再造汝官瓷；发现北宋官窑址，并再造北宋官窑瓷。他已经创造了两个考古、再造奇迹。在七十岁后，他要创造的正是第三个奇迹：发现柴窑址，并再造柴窑瓷。诚如是，必将是中国陶瓷历史的又一次改写！
出土的残瓷片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朱文立。他站在家门口，挥手与我告别。他穿着一件黑色、厚重的棉袄，脸色紫红，两手粗壮，其模样跟汝州、河南任何一个农村的老头没有差异。
但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澄清或正在澄清中国陶瓷史上的三大迷雾，把几大名窑的演变关系梳理得具体清晰：后周世宗（柴荣，954年-959年）以柴窑为御器，民间禁用。赵宋取代后周后，把柴窑在宫中全部销毁，所以宋中、后期就很难见到；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以前以定窑为贡瓷；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1101年），在汝州城文庙烧造汝官瓷，历时15年；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以钧瓷为贡瓷，历经5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又以“汝州新窑器”为贡瓷，历经4年；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设置御窑烧造北宋官窑器，至靖康二年（1126年）北宋灭亡，历经16年。
《汝瓷八卦鼎》朱文立作
中国是瓷国。陶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它是集中国制瓷艺术、雕塑艺术、色彩艺术、绘画艺术四位一体的艺术精华，是中国的国粹。而宋瓷以其造型的韵律、釉色的温润、线条的美感等艺术特质，代表了这个艺术品类的辉煌，是人类文创水平的历史巨峰。朱文立的研究与创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历史之谜”的破解，更在于一种文脉的接续，一种文创精神的传承。他的事业已超出了制瓷艺术本身，也超越了一个陶瓷艺术家的范畴，而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
“宋人眠无醒，汝瓷今重生。谁获神异彩，雨过现天晴。破秘八百年，民间出璨星。闻名清凉寺，寻迹汝州行。望嵩楼下访，望人如望嵩。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这是朱文立汝瓷再造成功后，贺敬之在2001年4月题赠朱文立的诗。“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正是朱文立四十年如一日求索的生动写照。相信他一定会给柴瓷一个新的历史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