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狂追这位女神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本不是个喜欢谈情说爱的主儿，可怪了，就有一位女神，这一辈子让我迷得死去活来，到现在还痴情难舍。这个女神已在地下沉睡了800多年，是我用我的痴情和坚韧将她唤醒，使她重返人间。这个女神便是汝瓷极品——“天青瓷”。
说起瓷器，你可能不陌生，中国的英文“china”就是瓷器嘛，在西方人眼中，瓷器几乎就是中国的象征，难怪，中国瓷器举世无双呀。但中国最好的瓷器是什么？是宋代的汝瓷。汝瓷就是河南古汝州的汝窑所烧造的瓷。
宋代有五大名窑：汝窑、官窑、钧窑、定窑和哥窑。其中，汝窑所烧造的汝瓷以其独特的烧造技艺和鲜明的艺术魅力独占魁首。汝瓷的釉面晶体结构独特，如用10倍以上的放大镜观察，可以看到其绚丽如晨星般的气泡；而其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她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连年战乱，这么好的汝瓷后来失传了。到南宋时，汝瓷已成为稀世珍品。后人们曾数十年如一日进行仿造，但无一成功，这才留下了“造天青瓷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现在，世界上仅存的汝瓷不足百件，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已成稀世国宝。
由于汝瓷的烧造工艺失传，加之缺乏汝窑窑址佐证，因此，汝瓷在历史中是否真实存在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然而，这个谜，如今在我的痴迷下解开了！1987年，汝瓷“天青釉”终于被我仿制成功。在我的努力下，汝窑、汝州新窑器和北宋官窑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天青瓷”的确存在，且出自汝州的论断有了不容置疑的论据。
现在回想一下，颇觉有趣，如此迷上汝瓷，并非世人传说的我是汝瓷世家，我的祖辈并没搞过汝瓷。我走上这条路，完全是由于我上高中时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5年，29岁的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这时，当厂里知道我对化学很有兴趣后，便特意安排我到试验组研究、开发“临汝瓷豆绿釉”。从此，我走上了开始狂追汝瓷这位女神的路。
“两瓷两会”历练，我坚定了痴爱的信念临汝瓷是汝瓷的初期阶段。北宋时，古汝州境内瓷业兴盛，有严和店、大峪、宝丰清凉寺至鲁山段店三大窑群。临汝瓷属于民窑，多生产供平民生活所用的日用瓷，釉色主要有天蓝、葱绿、月白和豆绿四种。为了支持我的研究，厂里派我带50名技术员到浙江，借助那里龙泉瓷厂的技术设备进行研制。我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豆绿釉研制出来了。这为汝瓷二厂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只有高中文化的我试着把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试着往国内权威的专业刊物《瓷器》投，想不到很快就被录用了，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更想不到文章被当时的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看到了，并多次给我来信，指导我搞研究。
看我搞这有门儿，汝瓷二厂便又给我下任务，让我负责试制“临汝窑天蓝釉”。要搞这东西，光研究不行，得找原料，于是我多次到远离市里的山区寻找原料，光自行车就骑坏了４辆，帆布包背坏了５个，妻子专门给我做的千层底老山鞋都磨烂了十几双。由于山区容易下暴雨，暴雨冲刷山体后更容易采集烧造原料，所以我多趁暴雨过后上山工作。雨后的山地丛林中热气腾腾，能把人蒸烤死。有一年盛夏，我被晒昏在大峪陈家庄的山沟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被一个村民救回了家。
1982年４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我省巩义市召开。这是建国以来陶瓷学术界首次召开的大规模陶瓷学术讨论会，同时也是为即将举行的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做准备。会前，汝瓷二厂接到通知，要求厂里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厂里考虑我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却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决定派我参加，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欣喜若狂。原以为能来听听就不错了，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开会时，大会主持人竟然宣布：让我宣读论文。我忙解释说，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准备，能不能下午再让我讲，我做个准备。这时，我才知道，我在会前递交的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引起了与会的李国桢教授的注意，遂临时安排我宣讲论文。下午，我第一个上台讲了豆绿釉的研制过程。
有道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当我攒足了劲准备在当年10月就要召开的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上好好学习学习时，厂里却不让我参加这次会议了！尽管邀请函已直接发到了我的手里。厂里个别领导觉得我只是个临时工，这么高层次的国际研讨会怎么能让一个临时工参加，何况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很高的会议费用，厂里明确告诉我：如果你参加会议，就算旷工，一回厂马上开除。我觉得很窝囊，也很悲观，我将满腔的希望寄托在汝瓷的研究上，而这样的学术会议无法参加怎能使我心甘。这期间，我多次向厂领导解释说明，甚至连省科委和省科协的同志也向厂里多次询问并做工作，但厂里始终没有答应。情急之下，我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带着历时两年主持研究成功的“临汝窑天蓝釉”产品参加了会议。
会上，国内外专家关于汝瓷的学术观点，对我启发非常大。尤其在看了我带的样品后，李国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等学者大为肯定，并希望我能加紧研究汝瓷极品——“天青釉”。“我们多么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失传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重现呀。”专家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成为我日后努力的方向。
尽管我明知这项任务是顶级难题，但经过了“两瓷”（汝瓷豆绿釉、临汝窑天蓝釉）“两会”（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的历练，使我坚定了痴爱的信念。咬咬牙，我暗暗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