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谦卑而傲慢，立身维小而为钧维大；他的陶瓷，庞杂而至简，婉约而至定，传统而时尚；他是钧瓷界的“异类”，甚至是钧瓷的“叛徒”，但他创烧的钧瓷道玄钵，被通古今中国陶瓷之变的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他，就是刘家钧窑掌门人刘建军。
在神垕乃至禹州，关乎刘建军，可谓毁誉参半。誉者赞其为“立德，立言，立行”的楷模，是“大师中的大家”；毁者蔑其为手紧而吝啬，是钧瓷的“异类”。
毁誉之评，往往全是对刘建军的德性与为人的“审判”。当面对其陶瓷作品时，无论毁者、誉者，往往都会竖起大拇指，赞誉有加。也因此，他成了钧瓷界获奖专业户。论奖项之高之多，罕有匹敌。
也许誉者“潜伏”某种期许，毁者“夹杂”某种祈望。在钧瓷界，刘建军是个“人物”，不言而喻。也许，他们都寄望刘建军能够顶天立地。
刘建军的钧瓷，大都是瓶瓶罐罐，偶尔间杂一些夸张变形的“流行钧瓷”，做工精微，都是不坏的瓷器。仔细观察，能够发现其钧瓷的好；放眼一观，其钧瓷还难以跳出禹州钧瓷的当下固巢。
一件外黄内青的钧钵似乎改变了这当下的“固巢”，“道玄钵”可谓至美、至纯、至简、至定的新品。据钧瓷鉴赏家王丰硕介绍，这个“道玄钵”，徐光春书记（河南省委前书记）怜爱有加，耿宝昌先生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一件钧瓷，能让内行、外行都去怜爱，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钧瓷。通晓古今中国陶瓷之变的耿宝昌先生赞其为“划时代的作品”，不是奉承之辞，恰恰切中肯綮。无论哪个领域，“划时代”者总是不凡之才。刘建军自有不凡的学艺历程和天赋。
1952年刘建军出生在神垕的钧瓷世家。“父亲刘振海是禹县（禹州）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七级工，拿64.25元的工资，在厂里领的是最高工资。”刘建军说，“但那时‘七级工，八级工，赶不上社员一沟葱’——加上我们兄妹五人，一家7口，自然过得异常寒苦，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迈过这个，还有那个。”
其实，家里住房紧张，刘建军从小都喜欢到街上去“混”，到父亲的厂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学着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电炉烤毛主席像章。”刘建军说，“1968年，刚满16岁，初中毕业，就进了父亲所在的钧瓷二厂。”起初，他在实验室搞高压电瓷实验：“恶补陶瓷工艺美学，最后实验成功了，烧成了高压电瓷，但还是搞不懂到底怎样弄成的。”1972年，禹县（禹州）各大瓷厂已经开始研制、恢复钧瓷生产，刘建军渴望父亲能让他到实验室搞钧瓷的造型与釉色研究。但是，父亲却硬要他烧窑。烧窑，苦不堪言。一窑烧下来，二三十个小时；每隔15分钟，添煤一次，又脏又累又苦。
开始烧窑，刘建军创下了连烧17窑的失败记录。无奈，他只好从头学习。他到卢振兴那儿，看了一个星期；他到刘国安那儿，又看了一个星期。学习卢振兴、刘国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刘建军迈过了烧窑这道坎儿。这窑，一烧就是8年。直到1980年，刘建军调任二厂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负责釉面砖研究；1983年扶正，成为技术科科长。
“其实，‘寒鸦归林’挂盘是1974年烧出来的。烧成后，就扔到了仓库里。直到1983年二厂要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搞展览，这才想起了那个挂盘。”刘建军说，“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扒了出来，看来看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巧夺天工’。姚雪垠先生一听，就笑了：‘太土，太没诗意，明天我给它起个名字’。第二天，姚先生送来一首诗：‘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晚霭微茫潭影静，残阳一抹淡流霞。’这才有了‘寒鸦归林’。”
“‘寒鸦归林’，那是碰的，根本不知道是如何烧出来的。它的扬名，也与时代密不可分。”刘建军淡淡地说。
1984年年底，刘建军升任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1991年5月，调任钧瓷一厂厂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刘建军辞职并于次年与弟弟刘志军共创“建军钧窑”；2005年，“建军钧窑”更名为“刘家钧窑”。
刘建军陶艺生涯近40年，陶瓷艺术成就卓尔不群，却也两次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擦肩而过。1988年，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钧瓷界推选的是钧瓷一厂时任厂长刘国安、钧瓷二厂时任技术副厂长刘建军。但是，评选制度要求担任领导职务者不得参选。于是，钧瓷二厂推荐了邢国政、钧瓷一厂推荐了刘富安。因为名额只有一个，邢国政已经退休，刘富安当选为钧瓷界的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006年，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刘建军与孔相卿、任星航、杨志被推举为候选人，最后孔相卿、杨志当选，刘建军再次落选。是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对刘建军说：“你报送的评选作品，包括钧瓷、汝瓷、官瓷、哥瓷，评委不知如何将你归类，这可能是你落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烧钧、汝、官、哥，说不为了挣钱，是笑话；说完全为了挣钱，也不是实话。”刘建军说，“钧、汝、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窑，其中钧、汝、官、哥都在青瓷一系，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为烧好钧瓷，我必须研究汝、官、哥，烧好汝、官、哥呀！”
路就在脚下。3年后，刘建军厚积薄发，“道玄钵”——“划时代”的“道玄钵”终于君临天下。如果没有钧、汝、官、哥四窑同烧，“划时代”的“道玄钵”不可能诞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酬勤：四窑同烧是一座必然要过的桥梁，不在这座桥梁上艰苦它化，就不会有“道玄钵”的悄然自化。
釉变而型变
什么钧瓷才是好钧瓷？身为禹州人，我只能说看着顺眼就留着吧。
今天，又面对一个贺岁钧瓷的新品，刘家钧窑推出的《虎福吉祥》。作品的意蕴，顾名思义即可。我感兴趣的，倒是那奇特的“金质开片”施釉工艺。
在禹州召开的2009年中国钧瓷文化旅游节上，刘家钧窑推出的道玄钵使人惊艳不已：半球状的造型不足为奇，奇就奇在钧釉展现在钵的内侧，明净的天蓝色；而外围却是一种暗黄的厚釉，看起来茸茸的，摸起来涩涩的，似柔还刚。像皲裂的河床吗？像秋后的大地吗？
似是而非，承道载玄。钧瓷可以这样做吗？可以！它赢得了大家的好评。这还是钧瓷吗？应该是吧！但它换上了另一件时装。“要传承钧瓷艺术，就要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道玄钵的制作者、刘家钧窑掌门人刘建军如是说。
同样对钧瓷过目不忘的经历，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韩美林工作室。见到一些韩先生设计、监造的钧瓷作品。独特的装饰风格、硕大的形体，使人感受着韩氏造型的磅礴大气。最让我难忘的是上面厚重的钧釉，像火山岩浆，好像要流动的样子；像泼彩的山水，云霞满眼。
钧釉可以这样做吗？应该可以，就在我的面前，如此壮丽。韩氏风格的作品现已很常见，成为钧瓷史上难以回避的一页。韩美林应该感谢钧瓷，这种独到的工艺方法，让他找到了更广阔的挥洒灵感的空间。钧瓷也应该感谢韩美林，获得大师级的助力，姿态百生。
又一次是在海南博鳌，2003年的冬天。由荣昌钧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作为国礼赠与各国政要。对于钧瓷来说，《祥瑞瓶》展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汇集众多大师智慧的创意、以国礼的形式成批次亮相、申请国家专利、限量制作和一场又一场的发布会……这一切，开启了钧瓷制作营销的新时代。
钧瓷可以这样做吗？多年来，钧瓷振兴的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
2005年，在钧瓷《华夏瓶》开窑仪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选择钧瓷作为国礼，不仅仅因为它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宋代五大名瓷之一，更重要的是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瑰丽丰富的窑变神韵，从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古老的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多极化国际环境中，所坚持的中国文化的浑厚质朴和与时俱进的积极应变态度。
应变，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也是钧瓷振兴的源泉。只有变化，才能出新；只有变化，才能传承；只有变化，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使人过目难忘。冠以珍品名号的钧瓷太多了，但让人过目难忘的钧瓷，才是真正的珍品。
改革开放后，尽管刘富安、晋佩章、苗锡锦、孔相卿、刘建军、杨志、任星航、王金合、苗长强、晋晓瞳等，对钧瓷的向前发展都有过不凡的贡献，但是对钧瓷发展真正形成强烈“冲击波”的，其一无疑是韩美林的“器型之变”，其二无疑是荣昌钧瓷的“营销之变”。
韩美林要打倒“解放钧”、苗峰伟要搬倒“红瓶子”——他们直指“釉变”，企望“釉变”，但都没有直抵彼岸。“器型之变”、“营销之变”后，“釉色之变”成为时代的课题。
刘建军的“釉变”赢得一片掌声，已然给出了一个钧瓷“釉变”方法或方向。“釉变”之时，刘建军也在探索“器变”。至少，《虎福吉祥》上的老虎，温柔得如一朵牡丹花，《事事如意》则“勇敢”地站了起来。刘建军的“釉变”而“型变”，是继韩美林“器型之变”、荣昌钧瓷“营销之变”后，正在聚集而为钧瓷的第三“冲击波”。
钧瓷，只有窑变是不够的。还需要“器型之变”、“营销之变”、“釉色之变”……刘建军还在路上，祈望他在道玄钵划了时代后，进而在钧瓷发展史上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编辑：木木）
钧瓷工艺大师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