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民，1938年生，祖籍山东淄博。毕业于原建材部建材工业学校，后又在中国硅酸盐学会和北京钢铁学院联合举办的工艺岩石学研究生班进修学习，高级工程师。2003年退休，曾任山东省硅酸盐研究所总工程师，在高级日用细瓷和艺术釉领域有独到的造诣，曾多次获国家发明奖。共取得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奖12项。1991年被轻工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终身特殊津贴。刘凯民先生在陶瓷科研领域涉猎面很广，从高级耐火材料、现代结构陶瓷，到传统陶瓷诸领域，均有重大研究成果。尤其对钧窑更是关怀备至，执著有加，而且成果斐然。
揭示千年钧窑釉的科技奥秘
禹州钧瓷业历史悠久，匠师技艺娴熟，经验丰富。但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加之测试手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多年来，在钧瓷恢复的过程中，全凭已有的经验去试验和摸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因而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很多时间，使钧釉恢复工作进展缓慢，长期在“大窑蓝”、“豆绿”等单色范围内徘徊不前。过去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多从钧窑的历史和艺术风格方向进行研究，对钧瓷胎、釉的本质和内涵却研究甚少。上世纪60年代初期，周仁、李家治等学者对全国包括钧瓷在内主要瓷区古瓷品种的胎、釉进行了化学分析，但是由于他们研究面广又种类繁多，他们只是根据一件宋官钧和一个元钧标本得出钧瓷的分析结果，因此，很难对钧窑釉的化学组成特点进行概况。20世纪70年代，刘凯民先生有志于此，曾于1974年、1975年和1976年连续三次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河南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及河北磁县等7个县（市）的30多处重要钧窑系和汝窑系遗址进行考察和采集钧瓷标本，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对所收集到的北宋早期至元末明初不同产地的100多种有代表性的钧瓷残片（其中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拨赠的钧台窑出土的13片官钧窑和一片早期宋钧标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拨赠的几百片元大都居民遗址中出土的元钧瓷片）的化学组成、光学性质、显微和亚显微结构同其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用复型电子显微术首次发现钧瓷釉的液——液分相现象及其同钧瓷釉的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的联系。
这一发现在1978年6月中国硅酸盐学会举行的全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发表后，立即得到了李家治等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赞扬。这一研究成果见《山东陶瓷》1981年第一期《钧窑釉的研究》一文。1978年以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显求等又用直接透射电子显微术证实了刘凯民的结论。1978年以后，刘凯民又对钧釉的窑变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他在198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宣读的《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成果又得到与会人员的称赞和认可，并获得轻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经过多年的历史验证，上述两篇论文的学术观点，已成为钧窑釉研究的经典之作，被多种陶瓷专刊所引用。
对编写《钧瓷志》热情关注
过去我对刘凯民先生只是久闻其名未曾与其交往，在编写《钧瓷志》时，为了求得他的支持，曾冒昧致函请他修订“钧瓷志纲目”，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不但对“钧瓷志纲目”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而且对编写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他在信中说：“钧瓷在世界技术史和艺术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编写《钧瓷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本人愿为此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又说：“志书是一种客观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著作，我衷心祝愿本书能写成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可读性并能面向全国和世界读者的好书。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做到这一点。我盼望本书能早日脱稿出版，并希望在出版前读到初稿。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
因《钧瓷志-工艺成就》一章专业性很强，刘凯民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来信中又提到“愿意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我们就致函请他编写科技成就一章。可不久刘先生来信说：“我原答应承担钧窑志的科技成就一章的编写工作，不巧的是，我因工作负担过重，积劳成疾，于11月中旬住院，至今仍天天做静脉滴注，看来我的诺言不能兑现了，实在非常抱歉。现特去信告知，请你们自己编，以免延误了整个《钧瓷志》的编写工作。初稿完成后如方便的话，请寄我一份，先读为快！最后再一次表示歉意。”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坦诚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后来，本章完稿后，刘凯民先生又字斟句酌进行了修改。当刘凯民先生得知《钧瓷志》即将脱稿，他立即来信：“《钧瓷志》即将脱稿，我同你们一样感到莫大的喜悦……我像你们一样热爱钧瓷……神垕对我来说是个圣地，就像麦加对于穆斯林一样，不知何时能再有机会前往朝拜！”
《钧瓷志》一出版，首先寄给刘凯民先生，他看后，来信说：“您的《钧瓷志》令我爱不释手，兴奋不已连夜拜读，而且一连读了两遍，获益良多，感慨万千。作为五大名窑的钧窑不但是禹州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成为独具风采的世界伟大文化遗产之一。大作以翔实的资料对钧窑的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客观、准确、全面的论述和总结，不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必将对钧窑的发展和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拜读大作使我回忆起了20多年前三赴神垕参观和到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等7县（市）考察钧窑系遗址的情况，特别怀念神垕钧瓷界的许多老朋友。”
“读了《钧瓷志》勾起了我再访禹州、神垕、临汝、宝丰等古窑遗址，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早日如愿。”
为钧瓷始于唐找到科学依据
为了使“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学术观点在神垕瓷区找到可靠的依据，我于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的下白峪村发现了唐钧窑遗址，收集到一些唐钧窑的残器、窑具、泥料等实物标本，并送故宫博物院请冯先铭、李知宴两位专家作了鉴定，确认是唐代遗址无疑。为了进一步弄清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窑的关系，2005年我和刘凯民先生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河南省郏县黄道、鲁山段店和禹州下白峪唐代窑址中出土的唐代花瓷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研究。结论是：唐代花瓷的月白色高温釉及其在黑底釉上形成的乳光窑变蓝斑是世界陶瓷史上有实物为证的第一个分相乳光釉，继唐代之后，在以上窑区陆续烧制成功的柴窑、钧窑、汝窑的“雨过天晴”等一系列的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唐代花瓷的启示下发展演变出来的创新品种。同时，唐花瓷面釉尽管出自三个不同的窑址，分析方法也不同，但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却非常接近。这一方面说明三地的唐花瓷面釉所用的原料和配方相同或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分析结果误差不大，有较高的可信度。
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在禹州召开，刘凯民先生应邀参加了会议。《唐钧釉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一文在会上发表，并收入《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又发表在《山东陶瓷》（2006年第一期）上，受到陶瓷界的好评，并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
与会期间，刘凯民先生不辞辛劳，举办钧窑技术讲座，讲述钧釉的成色机理，普及钧瓷的科学知识，台下座无虚席，听者收益良多。会后，他又到神垕、宝丰故地重游，看望了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再次来河南考察帮助解决技术难题
刘凯民先生于2005年参加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后，仍不断电话询问钧窑的发展情况，并打算再次来河南考察，终于今年4月行成。他先到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鲁山段店、开封官瓷研究所考察后，于4月24日晚上到禹州。他不顾旅途劳累次日就深入现场考察，先到恒盛陶瓷厂、苗家钧窑、刘春伟艺术瓷厂、御钧斋、星航钧窑、王建伟钧窑等厂家考察。刘先生在禹州共逗留5天，白天下厂考察，晚上座谈，所到之处向他讨教者络绎不绝，他还带着多年前存放和新试烧的钧窑标本，一边考察一边讲解，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几乎处处是讲堂、天天办讲座。
这次刘凯民先生来河南，虽然时间短暂，却解答了不少技术难题，大家一致反映，刘先生是雪中送炭。他通过对唐花瓷、钧窑、汝窑、官窑的深入考察，取得了不少翔实的数据和重要的实物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见解，如用液化气烧窑的操作技术，升温曲线如何控制，钧台窑的性质和烧造年代等，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刘凯民先生在任职期间，肩负山东全省陶瓷研究设计重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山东又不生产钧瓷，研究钧瓷自然不是他分内之事，但他出于对祖国陶瓷事业的关切和对古陶瓷事业的热爱，于上世纪70年代对钧瓷秞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内外陶瓷界所赞赏。他退休后仍关注着河南古代诸名窑的发展和进步，除平时书信来往，电话联系解答技术难题外还不断为我们审订文章和书稿，还亲赴现场考察，答疑解惑。他从上世纪70 年以来的数十年间为河南的钧瓷和其他古代名窑的深入研究付出了无数的辛劳和代价，但他从未要过分文报酬。他这种无私奉献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刘凯民先生在祖国陶瓷战线上，焚膏继晷，默默耕耘数十年，硕果累累，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以诚待人，是我国陶瓷界德高望重的一位专家。
他的人品、学品，他的人格魅力，堪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佛家讲缘分，“缘分是任何人无法抗御的”。我和他相识多年，已结下不解之缘，成为知己。古人讲，友谊是宝，能结交这样的好朋友，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感到由衷的幸福和快乐。愿我们的友谊长存，共同为祖国的钧瓷事业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