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钧瓷大师苗锡锦老先生。
禹州陶瓷业历史悠久，陶瓷匠师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往往受测试手段缺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多年来，在钧瓷恢复过程中，全凭已有的经验去试验和摸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因而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很多时间，使钧釉恢复工作进展缓慢，长期在“大窑蓝”、“豆绿”等单色范围内徘徊不前。过去，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从钧窑的历史和艺术风格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对钧瓷胎釉的本质和内涵却研究甚少。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学者，对全国主要瓷区的主要瓷种的胎釉进行了化学分析。但是，由于他们研究面广、种类多，对钧瓷只是一些大概的数据，并无文字注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刘凯民先生有志于此，曾于1974至1976年，连续三次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河南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及河北磁县等7个县（市）30多处重要钧窑系和汝窑系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标本采集，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对所收集到的北宋早期至元末明初不同产地的100多种有代表性的钧瓷残片（其中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拨赠的钧台窑出土的13块官窑瓷片和一片早期宋钧标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拨赠的几百片元大都居民遗址中出土的元钧瓷片）的化学组成、光学性质、显微和亚显微结构同其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用复型电子显微术首次发现钧瓷釉的液－液分相现象及其同钧瓷釉的乳光蓝色和窑变现象的联系。
这一研究成果于1978年6月在中国硅酸盐学会举办的“全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发表后，立即得到了李家治等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并见于《山东陶瓷》1981年第一期上刊载的《钧窑釉的研究》一文。1978年以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显求等人又用直接透射电子显微术确认了刘凯民的结论。同时，刘凯民又对钧釉的窑变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在198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一文，再一次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称赞和认可，并获得轻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我对刘凯民先生只是久闻大名，但素昧平生，未曾交往。我主持编写《钧瓷志》时，曾冒昧致函请他修订“钧瓷志纲目”，没想到的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来信，刘先生不仅对“钧瓷志纲目”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而且对编写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正如他在信中说：“钧瓷在世界技术史和艺术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编写《钧瓷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本人愿为此献上自己微薄之力。”又说：“志书是一种客观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著作，我衷心祝愿本书能写成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可读性，并能面向全国和世界读者的好书。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做到这一点。我盼望本书能早日脱稿出版，并希望在出版前读到初稿。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
因《钧瓷志》中“工艺成就”（或称作“科技成就”）一章专业性很强，刘凯民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他来信“又愿意承担某些章节的编写工作”。我便又致函邀请他编写“工艺成就”这一章。谁知，刘先生不久因病住院，他来信说：“我原答应承担钧窑的‘科技成就’一章的编写工作，不巧的是，我因工作负担过重，积劳成疾，于11月中旬住院，至今仍天天做静脉滴注，看来我的诺言不能兑现了，实在非常抱歉。现特信告，请你们自己编，以免延误了整个《钧瓷志》的编写工作。初稿完成后如方便的话，请寄我一份，先读为快！最后再一次表示歉意。”信中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的坦诚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最后，“工艺成就”一章由清华大学教授杨根先生的研究生任向东起草后，刘凯民先生又字斟句酌进行了修改。当刘凯民先生得知《钧瓷志》即将脱稿时，他立即来信：“《钧瓷志》即将脱稿，我同你们一样感到莫大的喜悦……我像你们一样热爱钧瓷……神垕对我来说是个圣地，就像麦加对于穆斯林一样，不知何时能再有机会前往朝拜！”
《钧瓷志》一书出版后，我首先寄给了刘凯民先生，他看后来信说：“收到您寄来的《钧瓷志》令我爱不释手，兴奋不已，连夜拜读，而且一连读了两遍，获益良多，感慨万千。作为五大名窑的钧窑不但是禹州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其影响早已越出国界，成为独具风采的世界伟大文化遗产之一。大作以详实的资料对钧窑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客观、准确、全面的论述和总结，不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必将对钧窑的发展和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拜读大作使我回忆起了20多年前三赴神垕参观和到禹州、郏县、临汝、新安、鹤壁等7个县（市）考察钧窑系遗址的情况，特别怀念神垕钧瓷界的许多老朋友。”“读了《钧瓷志》勾起了我再访禹州神后等古窑遗址，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早日成行。”经过多年的书信交往，我和刘凯民先生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