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伦：“拜师”陶瓷大家汪庆正学习鉴定的那些往事

汪庆正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也是古陶瓷界赫赫有名的学者，今年是其诞辰九十周年。1984年，陈克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方向研究生，汪庆正作为其文物鉴定方面的导师开始指导其古陶瓷的学习。本文追忆了陈克伦跟随汪庆正先生学习陶瓷鉴定往事。

汪庆正

我在1990年10月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但是汪庆正先生指导我认识古陶瓷则始于1985年。1984年9月，我从工作的浙江省博物馆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文物博物馆方向的研究生。这是复旦大学首次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招收文博研究生，也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招收该专业研究生。

复旦负责基础课的教学，如朱维铮先生的《经史疏义》《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吴浩坤先生的《文物与博物馆学概论》《甲骨文导读》，张鸣环先生的《考古学概论》，袁樾方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物理二系杨植震先生的《核技术与考古学》等。学校还邀请外地的一些学者来开讲座，记得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等。当然，在文物的认识与鉴定方面，唯有上海的文物博物馆专家能够胜任。

2002年4月陈克伦与汪庆正先生(左)一起在新西兰考察黑石号沉船文物

当年上海的文博专家荟萃，在原上海文化局老领导方行局长的精心安排之下，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汪庆正、谢稚柳、黄宣佩等先生以及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古籍版本方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道静先生(文献及上海史方向)分别担任研究生导师。

由于文物鉴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当时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法。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二年就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拜师”仪式，我的导师就是汪庆正先生。

汪庆正先生2001年在山西考察介休窑

汪先生是古陶瓷界赫赫有名的学者，是1982年9月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主编小组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汪先生第一次单独授课，首先问我对古陶瓷有多少了解。记得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进入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不久，在杭州新华书店就买了刚刚出版的《中国陶瓷史》。

在浙江工作两年，接触的文物和考古资料主要是瓷器，也曾经专程考察了龙泉窑和瓯窑等古窑址，这与浙江有越窑、龙泉窑、婺州窑、瓯窑等历史上著名的窑场有关。我通读了《中国陶瓷史》，加上大学时期“宋元考古”课程中许多内容都涉及瓷窑考古以及在浙江的考古实践，使我对中国古陶瓷发展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这为我顺利通过汪先生的第一次面试打下了基础。

汪先生听了我的叙述，说：“可以，以后我在复旦的《中国陶瓷史》课就由你来上了……”。我当然不能贸然接受，只是表示可以作为助教，为汪先生的课程配一些幻灯片，以加深同学们的理解。我查遍上海博物馆资料室的古陶瓷图录翻拍图片，依靠在浙江工作时建立的人脉关系，到博物馆和考古所拍摄古陶瓷实物，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专业幻灯片资料，能够使授课比较形象化。

1999年陈克伦在大阪研究“宋瓷展”展品

汪先生十分强调博物馆专家与大学、研究所专家的区别，他认为最大区别是博物馆专家会辨别文物的真伪。如果一篇考证文章的根据主要是文物的话，假如论据不可靠，那么文章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了徐森玉先生的一件轶闻，那是20世纪40年代徐森老还在北京的时候。

一天，徐森老拿出一张拓片给来访的文字学和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看，两人研究半天都没有结果，徐森老就请唐先生带回去研究。几天后，唐先生来说这可能的摩崖石刻的拓本，内容是图案还是文字一时难以判断。徐森老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在一张烧饼的底部拓的拓片。”这当然是文人之间的一段趣闻，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是非常重视文物鉴定的。

1985年，汪先生已经担任上海博物馆的领导，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还坚持为我授课。汪先生给我授课基本上采取对话的方式，所以需要在课下作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种方式对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是一种促进。

为了便于我学习，汪先生为我在上海博物馆陶瓷部安排了一张办公桌，还办理了资料室的借阅卡，使我可以随时借阅上博的专业图书。这些书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是很少的，对于我的业务学习十分有益。

汪庆正先生2001年在杭州老虎洞窑址专家论证会上发言

对于学习古陶瓷鉴定，汪先生采取的是实物观摩的方式，当时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从上海博物馆库房提出20多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经过长时间和器物的“亲密”接触，也就是汪先生常说的“盘文物”，使我对文物的认知从胎、釉、造型、纹饰等基本特点进入到对瓷器制作各个步骤在器物上留下的细微痕迹加以辨识。

通过亲手接触实物，才能深刻体会到“竹丝刷纹”“泥鳅背”“糯米底”“塌底”“黑疵”等现象的实质和出现的原因，也能领略“滋润”的手感与仅仅眼睛看的不一样的感觉;通过手感，体会到每一种器物的合适重量;通过敲击瓷器的声音来判断烧造温度的高低。通过不断地重复观察、体会，才能在脑海里形成一套瓷器的鉴定标准。总之，从表象到本质是认识的一个飞跃，只有多看标准器、多看真的文物，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用这个标准判断器物的真伪。

与传统的文物鉴定方法不同，汪先生非常注重从陶瓷制作工艺的角度找出不同时期、不同品种器物的特点，只有了解了不同的工艺手法，才能认识不同特点的形成原理，才有可能总结出鉴定的要点。与汪先生不谋而合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在教授青铜器鉴定时也十分强调铸造工艺的作用，青铜器陶范合范时留下的“范线”，固定内模、外模间隙的“垫片”乃至“浇口”“冒口”位置等铸造时留下的痕迹，往往成为青铜器鉴定的重要依据。

我在读大学之前曾经做过7年的铸造造型工，熟悉铸造工艺;在浙江期间又认真阅读了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对郭先生以青铜器铸造的范线判断其分型面的特点作为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先生、马先生之所以比前人更为进步，在文物界留下赫赫名声，与他们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2002年3月陈克伦与汪庆正先生(右)一起在日内瓦鲍尔文物馆考察成化斗彩

汪先生认为，研究文物讲究实物、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结合，从文献中发掘出与实物相关的记载，可以起到“双重证据”的效果，这在他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粉彩”即“洋彩”考》一文中引述了《南窑笔记》和《造办处档案》的记载;《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分别从宋代的《负暄杂录》《坦斋笔衡》《乾道临安志》《武林旧事》，元代的《辍耕录》《至正直纪》，明代的《遵生八笺》等文献中寻找线索;《青花料考》一文则从明代文献中提到的“无名异”追索到宋代的《图经本草》《梦溪笔谈》等文献，考证早期青花料的产地;在数篇研究汝窑的文章中，探讨汝窑的烧造年代和性质的文章中，也列举古代文献记载为论述提供证据。

汪先生强调引用古代文献首先要对文献有正确的理解，他反对对文献的误读和曲解，他几次提到一些人的误读要么是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要么是刻意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这都是不科学的。

在跟随汪先生学习文物鉴定的同时，选定当时人们还很少认识到的明代初年“洪武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综合研究”作为我学位论文的方向。这就是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一个较短时期、一个窑口器物的生产背景、产品种类和特点、产品的流布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入研究。

这个方法是结合了大学和博物馆不同的科研特点，运用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关于器物的，也包括当时景德镇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状况等，对于判断当时产品的性质有很大的帮助。学位论文《景德镇窑明洪武朝瓷器研究》还分别以“明洪武朝景德镇瓷业研究”和“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发表。

2004年7月陈克伦与汪庆正先生一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考察“亚历山大”碗

以后，无论是因为研究需要提看文物，还是接待同行、客人观赏文物，汪先生都让我一起参加，这样接触实物的机会就更多了。1990年10月，我从复旦大学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除了每周回学校上课之外，我在汪庆正先生的指导下，用全部时间投入文物工作。认识上博全部陶瓷文物收藏，是从阅读珍贵文物(国家1-3级品)藏品卡开始的，这样的好处是既熟悉了藏品，又了解了藏品卡中的鉴定意见，其中有的藏品卡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早年征集时各位专家不同的鉴定意见。

汪庆正先生对于学术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没有证据而在论述中加入个人的主观臆想，如“我认为……”等等。有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检测，进行数据比较，以科学的结论加以旁证。

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汪先生看后大吃一惊。

这些标本釉色淡雅、清亮，釉面无开片，底足多见平切垫烧。从标本胎土细腻纯净、造型制作精良等特点看，张公巷窑址的产品绝非一般民间生活用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北宋官窑”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

由于开封(汴京)是北宋的国都，汪先生认为那几件青瓷标本器型大、造型规整、釉色清亮，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2004年7月，我与汪先生等一起访问大英博物馆，特地请英国同行拿出其珍藏的“亚历山大碗”仔细观摩，这是一件目前所见唯一与张公巷窑及上博开封标本特点基本一致的完整器。它的流传是否出于宫廷不得而知，因此北宋官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

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运用热释光对标本的年代进行测试，汝州张公巷窑标本的平均年代为距今1140年，清凉寺汝窑标本的平均年代为距今1112年，两者相差无几。尽管热释光年代测试的数据还不能清晰地表现出清凉寺汝窑和张公巷窑相互之间的早晚关系，但至少可以证明如果汝窑是北宋产品的话，那么张公巷窑的时代不会到金代，更不会是元代。

汪庆正先生严谨的学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