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在欧洲语言里与“中国”同义。明代，德化出现了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名家群体。他们烧制的白瓷器造型美观，温润如脂，洁白如玉，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外销到欧洲，深受欢迎，被统称为“中国白”。从此，“中国白”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饮誉世界。
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远达阿拉伯、红海和非洲东岸，携带的大宗土特产中，德化陶瓷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郑和下西洋后，德化陶瓷销量进一步扩大。永乐之后明廷虽有“封关”与“开关”之争，但海外对陶瓷的需要量并没有减少。万历30年(1602年)至崇祯17年(1644年)，贩运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锡兰、印度、伊朗及阿拉伯各国的中国瓷器达420多万件。而德化所处的“民窑”地位，使它更具有出口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除朝廷用于“回赐”的陶瓷，仍以官方向德化民窑收购为主外，民间商人通过各种渠道出口陶瓷亦同样可以向德化民窑收购，非朝廷“封关”所能禁止。市场的需求，成为推动德化瓷业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况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德化陶瓷业此时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已出现许多新亮点：
其一、“阶级窑”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工艺改革进入新阶段。
“阶级窑”是在原始“龙窑”和分室“龙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德化首创。这种窑装烧容量大，节省材料，易于控制烧成温度，故生产的瓷器量高质好。它不仅为华南其他地区采用，而且对日本陶窑的设计影响极大。据日本铃木已代三著的《窑炉》一书记载：“日本窑”是深受德化窑的影响而设计的。公元1641年（明崇祯14年），由福州运送日本的中国瓷器有七万件，大多是德化窑产品。1975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展览”。在日本近800处遗址出土的陶瓷中，有不少是德化产品。日本对德化瓷器的欣赏可见一斑。
其二：通过合股办窑扩大生产规模，显示了机制革新的活力。
随着“阶级窑”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不仅原先一户一窑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就是有一定实力的窑主也难以单独解决大型龙窑所需大量资金等困难，于是出现了“合股办窑”的新形式。这对以民营为主的德化瓷器业来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明代在后所村建阶级窑，就是由何、郑、林氏联合经营。郑氏善经销，林氏善彩绘，何氏善雕塑，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又解决了资金困难。
海外市场的需求，“阶级窑” 和“合股办窑”新形式的出现，为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名家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
以前德化出口以日用瓷为主，到明代开始出口以佛教人物为主的艺术瓷，涌现了何朝宗、何朝春、林朝景、陈伟、张寿山、林孝宗等一大批瓷雕名家。其中最富盛名的为“瓷圣”何朝宗。他在长期的实践中融合了泥雕、木雕、石刻等技艺，总结了捏、塑、雕、镂、贴、接、推、修八法。他富于创新精神，善于从现实生活出发，作胚时注重人物脸部描绘及身材的总体设计，神形兼备。何朝宗擅长观音佛像瓷塑，亦兼制精巧雅致的香壶、小瓶和供玩赏的陈设器皿。他创作的瓷雕作品，远销日本、法国、英国、埃及及东南亚各国，被誉为“东方艺术”、“世上独一无二珍品”。
明代瓷雕名家注重人物脸部神情的细致刻画和整体造型的讲究处理，形成了德化瓷塑造型精巧美观、人物神形兼备、衣纹深秀洗练、线条飘逸流畅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都在背部盖上瓷章印记，说明原始著作权意识普遍提高。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专门记道：德化瓷雕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具瓷器而闻名于世。
此时，德化艺术瓷和艺术化的日用瓷，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观音、如来、达摩、罗汉等瓷雕，花瓶、香炉、梅花杯及碗、盘、碟等日用瓷，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为“上国瓷器之上品”，“国际瓷坛的明珠”。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名家群体，使“中国白”瓷器饮誉世界。
从明代中期到清朝初年，欧洲不少国家开始收藏和仿制“中国白”瓷器。
公元1470年（明成化6年），意大利威尼斯人依德化制瓷法开始试制瓷器。
公元1511年（明正德6年），德化盖德村济山的象牙白瓷香炉辗转海外，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英国最早的“中国白”收藏品。
1690年（康熙2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收藏第一件德化瓷器。
公元1708年（清康熙47年），法国查得雷瓷器工厂仿制中国德化窑白釉瓷和孔雀绿釉瓷。
公元1720年（清康熙49年），德国麦森瓷厂仿制德化白瓷，并参加是年春节德国莱比锡博览会。
公元1740年（清乾隆5年），英国切尔西瓷厂、博厄瓷厂仿制德化“中国白”瓷器。
可以说，明代是德化瓷业史上瓷塑艺术最为繁盛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