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就(1866—1935)，字重山，江西都吕南峰乡梅树园村人。兄弟六人，其最小，故倍受父母宠爱。由于家境贫寒，兼遭受灾害，老四、老五离家至景德镇，在窑里学徒，先是“一夫半”，而后晋升为“二夫半”。数年后，家乡又连年饥荒，迫于生计，其父母不得不将小承就托付与他的四哥和五哥了。由于小承就读过几年书，在二位兄长的求助下，在同宗冯隆典的窑里谋到了“打大锤”的职位。打大锤亦是学徒，不过这是学习管理技能。
冯承就在学徒期间，聪明好学，练写字，学文化，习珠算，待人又诚恳，深得管事先生和老板的器重。三年满师后，升为“下手”，又接着晋升为“下港”和“管开窑簿”，这三脚均为窑里管事范围。他的晋升之快，除了有勤奋向上的劲头，还有他的机灵和智慧，在管事期间，从未出过差错，在冯隆典老板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借了一笔钱，与人合伙经营一座窑，满窑、烧窑时，他总在第一线。在同伙们的团结合作下，生意越做越红火，盈利日丰，年终分红颇多。结婚后，他携妻上镇，在小强家弄租了一幢房屋居住，夫妻们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钱，便与二位兄长合伙买下了绣球下弄的一幢窑屋(今盐业仓库)，投入经营。也真是“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还靠父子兵”，冯承就是下港出身，对窑柴质量了如指掌，又熟悉各个山头和港口的柴源，所以进柴后按等级堆放，做到烧窑时分阶段投入干湿不同的柴。如点火时，用质量差的柴：当追烧到“当门”的时候，用优质柴，干柴烈火，使窑温迅速上升：养火时，用较湿的柴，维持窑温。采用这样不同的投柴方法，控制了窑温，提高了热应用效率，降低了热消耗，、缩短了烧窑时间，提高了瓷器的窑青率。在窑工方面，二位兄长已经是老把式，对孪窑、满窑、烧窑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窑工多是同族人，所以窑越烧越好，信誉越来越高，钱也就越赚越多。冯承就常说：“易上一百，难聚于千”。当家产有千贯时，除了与人继续合伙外，还自己独资建窑，新窑以儿子的名字命名为乾泰窑。这时候又逢天时、地利、人和，正值细瓷迅速发展，柴窑迅速增加，冯家的财产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久，又独资建窑三座，成为景德镇最富有的窑产之——。加之他精明能干，胆识过人，在光绪后期，被推举为柴窑业行会一陶庆窑的“值年”(总老板)。
这一时期，烧窑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占垄断地位的槎窑因甲申(1884年)大水而锐减，于是乎做窑业的瓷坯涌向柴窑，从而促使了柴窑猛增。柴窑的猛增，又导致了窑柴短缺而价格飞涨。陶庆窑为了遏止柴价，；厂光绪二—年(1894年)宣布“窑禁”，即由原来的三日烧一次窑，改为五六日或七八日烧一次，这虽然缓解了窑柴的紧张，却引发了做窑业的不满，二十七年，因禁窑，官司打到了县署。三—十一年、三十二年(1906年)又因银元折纹银的差价，两业又对簿公堂。这时候正是冯承就的值年任期内，他为了顾全大局，对做窑业的三窑九会(简称“九窑”)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对恢复“三日一窑”坚决不答应，除了窑柴价格等因素外，可能是窑工超负荷的劳动，“譬如初一卯时满余堂，酉时封门发火，初二未时停火，又歇三时，亥时初开，初三未、申时开净余堂，窑工人等尚可偃息七个时辰，至初四又满”。如此循环往复，怎不病累丛生，冯承就与其兄长均为窑工出身，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的。最后他在《和息字》上签字画押，其略云：“凡九窑坯款缴烧广柴钱，沐宪恩公裁，鹰洋每元作银七钱四分五(厘)”，“四大器、四小器……各窑坯价，均照甲辰年(1 9 0 4年)不易之章”，“做窑者柴钱不欠，不论九窑大小坯碗，窑内步位(即窑位)不得捋前满后或捋后满前”，“如辞坯不满，必须三节前三(次)窑之前议定”，“至于烧窑日期，柴、坯不缺，不越五日，无柴无坯，听其自便。”‘：’此后，陶庆窑与三窑九会多年和平相处，未生事端，保证了瓷器顺利生产。
冯承就由于为人豁达，办事精明，加之经营有方，飞跃地成为大富翁。鼎盛时期，拥有柴窑5座半，房屋和坯房约48幢，在浮梁境内的田地180余亩，从而跻身于“三尊大佛”“四大金刚”之列。他又能乐意资助公益事业，诸如办学、修路、修桥、修沟、建凉亭等，他总慷慨解囊，对于地方捐税，更是-—文不少，因此，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 8 9 7年)就被授予监生称号。三十一年(1 9 0 5年)，因振兴瓷业有功，被钦加同知衔，浩授奉政大夫，居住的房屋诰封为“大夫第”。民国以后，他又捐助模范小学，带头募集修通莲花塘至刘家弄的沟捐，因而在民闽4年(1915年)50华诞时，浮梁县知事陈安送“有功文教”匾祝贺。6 0寿庆时，知事邵贤南送“永赐难老”匾庆贺。民国19年(1 9 3 0年)，红军初克景德镇时，他助军饷千元。民国23年(1934年)，他以天后宫窑(今迁古窑瓷厂)积极配合杜重远的窑业改革。对家乡父老，更是尽力支援，民国15年和24年，南峰街遭大水灾，他购粮近千石，大开祠堂施粥、散粮，寸达一个半月之久。这一年，正值冯承就70大寿，宗族在祠堂立“霖披宗支”金匾，并赠祖坟山地一块。也是这一年，冯承就溘然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