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不仅是中国最灿烂的黄金时代，也是当时世界性文化。之所以如此，在于她的兼融并包的开阔胸襟。在我国陶瓷史上，继青瓷、白瓷之后，长沙窑成为彩瓷系列唯一的具有代表性的瓷窑。它的崛起，与安史之乱，以及北人南迁和南方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有着必然联系。其时间大致相当于8世纪后半期，即安史之乱之际。9世纪中期（即元和至大中年间），长沙窑发展到鼎盛时期，至10世纪（即五代十国时期）趋向衰落。长沙窑的艺术水平虽参差不齐，却是继敦煌石窑发现后，又一研究唐文化的重要发现。
长沙窑是1956年才发现的唐代古窑址，从窑址所出土的瓷器及残片可分析，长沙窑瓷器的胎，比较松软，呈黄灰色，内含杂质，工匠为求器面的平整，施釉之前，往往加一层化妆土，以求釉面光滑，所以胎釉烧结不甚紧密，会有剥釉及细开片的出现。 还有，多层保护釉也是一大特色。
主要器型有壶、罐、水注、碗、盘、碟等日常器物较多。以平底或饼底为主，还有较多的动物、人物的玩具或哨子。釉色有青、黄两种，晚期出现白釉。
最具代表性长沙窑关键字有：短直颈、喇叭口、扁平双并系把手、八角棱短流、模印贴花、圆形块状褐斑、釉下彩绘(严格来说，花鸟等精细图案属釉下彩绘、连珠纹等都属釉上彩或釉中彩)、书法文字。
从中国扬州开始，沿着陶瓷之路的各地港湾遗址，都发现了长沙窑瓷片，而以位于湖南长沙铜官镇的窑址最重要，这一唐代主要烧制贸易瓷的窑口，始为世人所认识。中国釉下褐彩的出现，约在六朝的青瓷业已发现，后来湘阴窑首先采取块状褐彩、点状褐彩的装饰手法，随后长沙窑大量使用，并从一彩、二彩发展为三彩，开展出瓷器釉下三彩的新式技法，并成为唐代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品类。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石渚”，就是指长沙窑的所在地。诗中描写长沙窑在烧制陶瓷时，烟火冲天，十分壮观。
青釉褐绿彩山峦纹瓷壶
此件执壶，唇口，曲颈溜肩，腹部下重，前有管形流。所饰褐、绿联珠纹绘成的重叠山峦。
以圆图形相接，缀联组成多种图案的联珠纹，是南北朝时期通过中亚传入西域和我国中原地区的。
唐朝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后，社会经济繁荣，西亚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土，逐渐融入唐朝文化。长沙窑瓷中丰富的异域文化，促进儒家、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三者相融共处。这件执壶上的联珠纹，可以看成是西亚文化被中土文化吸收，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后，创造出新颖的图案。
白釉红绿彩瓷壶
有人说，长沙窑铜红的烧造成功，开创了彩瓷的新纪元。
此件白釉红绿彩瓷壶器形较高大，釉色乳白，红绿彩呈色鲜艳、纯正，写意画面抽象、飘逸，其图案既像飘动的彩带又像起伏的山峰，虽是寥寥几笔，却把人们带入无尽的遐想空间。
红绿彩的着色剂为氧化铜，铜在氧化焰中呈绿色，在还原焰中呈红色。在一件瓷壶要同时烧制出红绿两色、且都要呈色纯正，其火候和窑温把握难道是很大的，因此它十分珍贵难得。
白釉红绿彩瓷壶
长沙窑胎质疏松，下笔有如宣纸，漂亮的晕彩。
青釉绿彩塔纹瓷背壶
小口、扁腹。两侧各有两系。正面绘七级佛塔，两边树木高耸入云，反映出“天下名山僧占尽”的佛教盛况。
佛塔，亦称宝塔，还有称为浮屠。塔的层数一般为单数，如三、五、七、九层…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七级浮屠指的就是七层塔。
酱釉双鱼瓷壶
仿金属制品。造型由两条鱼组合而成，两侧有直穿式纽，可知其为背壶。
这种酒壶当时称之为“榼”kē 。
唐人的饮酒诗中多有用“榼”字的。壶与瓶是清楚的，白居易有首《招东邻》中也有“榼小二升酒，新簟六尺床”的诗句。从白诗中可以知道他饮酒时用的是“瓷榼”，而且“小瓷榼”能盛“二升酒”，折合成现行公制升，唐代二升的酒是1.2公升。实测一下，大约也就是长沙窑一般酒诗瓶的容积。
白居易的《家园三绝》：
“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闲。
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
其中提到了有双鱼形象的榼，也像是描写长沙窑的器物，因为双鱼形象的盛酒具在长沙窑的壶、瓶中有两种，一种是双鱼瓶，在流的正下方有双鱼形的贴塑装饰；另一种是双鱼壶，两条翻跃挺立的鲤鱼，鱼体肥硕，鱼嘴被巧妙地塑成壶口，两边多半还有背带的穿纽，其实无论是双鱼瓶还是双鱼壶，都可称为双鱼榼。
白居易的另一首《东城晚归》中又提到其他形状的榼“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这次不是双鱼而是龟形的能悬提的榼，也像长沙窑诸多壶、瓶中的一种。龟榼似乎就是穿背带的扁壶，可能由于形状如龟而得其名，易于提携，是长沙窑的壶、瓶中常能见到的一种。
（唐宋以前的古人称“壶”和“瓶”，与我们今人“壶”和“瓶”的称呼正好相反。古人所谓的“壶”和今人称之为“瓶”的形象相似；反之，唐朝人称之为“瓶”的器物上却有柄曰“錾”，有嘴曰“流”，与今天的“壶”的形象相差无几。）
青釉褐彩题字壶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所提的五常。
仁者，人二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
义者，人字出头，加一点。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即为义。
礼者，示人以曲也。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因此敬人即为礼。
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智者，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
信者，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故而真实可靠。
青釉褐彩题字壶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蓬昔日长在大麻田里，不用扶持，自然挺直。
比喻生活在好的环境里，得到健康成长。
出处: 《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青釉褐彩诗文壶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作者可能是陶工自己创作或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表达老少情爱或忘年之交。
青釉褐彩题字壶
反映唐代酒文化的酒壶。这件壶的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壶为瓜棱形腹，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以褐彩在流下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五二张氲（yūn）《醉吟三首》之一。张氲为晋州人，学道不娶，武后及玄宗时屡召不赴。尝寓李峤家十余年，栖息洪崖古坛，自号洪崖子。
前两句是说因为无田耕种，所以现在连打酒的钱都没有了。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就会陷入贫穷的境况，想要买杯水酒解愁，要点散碎银子都感到缺乏。接下来再看后面两句，如今落得这般下场，不止是要躲避世人的鄙视，以至怕遭到自然界中纯洁美丽的花鸟的嘲笑，诗人就只好假装喝醉了酒，睡在池台边，欺人骗世。这首诗的真实目的是要讽刺社会，诗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社会造成，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极度不满。
青釉褐彩题字壶
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
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
潺潺的小溪最终流入大河，深山的鸟儿都栖息在大树上。由于主人对前来投宿的客人招待得非常热情周到，以致小店的客人络绎不绝，宾客云集，主人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最后一句写出了客人对名店的羡慕、选择以及名闻遐尔的名店效应，故“曲路亦相过”是指客人转弯绕道甚至是远道来投宿的一种景象。
青釉褐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
此件罐饰诗书画于一体，在长沙窑瓷中仅见，也是至今见到的唐代瓷器中唯一的一件。
罐直颈，口唇外卷，腹部外鼓，平底。腹部有两个对称的半圆形系，饰褐绿点彩两周，腹部一面以褐彩绘两高士相对而坐。高士头戴高山冠，身着宽衣长袍。另一面书七言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囗四枝叶。不知酒是黄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画与诗之间题有“七贤第一组”5字。底部施釉，长沙窑壶、罐类产品底部一般不施釉，这件施釉，可见当时就已对此器相当看重了。
“七贤第一组”显然是指画中人物而言，据此而推当有第二、三组等同类器物。
“七贤”，即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jí）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
史载“竹林七贤”放荡不羁，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下，狂歌纵酒，肆意酣畅。其中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阮咸饮酒每次与宗人共饮时，总是以大盆盛酒。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娶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以他们的形象绘于酒罐，并题酒诗于上，作为酒器推销广告是再合适不过了。
罐的用途应有多种，储酒当是其中之一种，长沙窑这件储酒罐口沿外卷，当是便于封酒之用。启封后，酒未饮完，还可以严封保存，待以后再开封。
青釉褐彩“飞凤”瓜棱形瓷壶
独具特色的唐代白描画，壶上提“飞凤”的，此为仅见。龙凤均是中国古代的神话动物，是吉祥的象征。凤又多寓意女性，唐朝女性几度预政，对凤尤为信奉。武则天当政后便将权力最重的中书、门下省改为凤阁鸾台。唐代为皇陵看风水时，“見到金粟山崗有龙盘凤翥（zhù）（翥，即向上飞之意）之势”便认为是理想的墓地。
唐诗歌中描写飞凤的诗文也很多。壶上的图案画成飞凤正是一种时尚。
青釉褐彩卧狮瓷壶
唐代的“素描图”，一只雄狮子跃然壶上，双眼注视前方。
褐斑贴花人物舞蹈瓷壶
舞人没拍到，不好意思。只有一方形塔建筑。
模印贴花实际上是一种浅浮雕装饰，它在器物装饰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长沙窑窑址中出土了不少贴花的印模，模印贴花一般与青釉褐斑相配，除此之外，就是单色青釉，不见其它彩绘，这可能是为了更加突出主题装饰，贴花内容有舞蹈人物、植物花卉、家禽动物等。
三彩瓷杯、碟、碗
在乳白釉上，饰绿、褐、黄彩，浑然天成，似大理石纹。
唐长沙窑双鸟纹枕
此件瓷枕面以黄绿两彩彩绘双鸟及羽状的叶纹，线条十分纤细，但笔触流畅自然，充满着盎然的生命力，彩绘工匠的绘画功力极为不凡，堪称唐代民间艺术的代表作。
枕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它能使人们在就寝时头部舒适、从而使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南方夏季天气炎热，高温持续时间长，寝具以凉爽为宜。于是瓷枕就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瓷枕在我国有比较长久的历史，它的出现最最迟不会晚于南北朝，唐代已有许多瓷窑生产，长沙窑就是其中之一。
绿釉带柄瓷勺
舀水用具。钵形加流及柄，柄中空可装木棒把手，长沙窑中勺仅此件。
黄釉龙柄瓷壶
龙形鋬手，上半部先施褐釉，再整体上一层浅黄透明青釉。少见。
褐釉兽座箕形瓷砚
砚如箕形，兽首蹄足。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六朝至隋最突出的是瓷砚的出现，由三足而多足。唐代常见箕形砚样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持。宋代以长方形抄手砚为特色，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
隋唐时期，制砚的工艺有相应的发展。砚的造型由圆形单纯的三足式，出现了圈足、多足、辟雍砚等。最享美名的突出形制是两足箕形砚。初唐，箕形砚四边微弓，较为圆浑敦美。晚唐，渐趋秀挺，四边微凹。箕形砚有圆首、方圆首、花瓣首等形式，又有石质或陶、瓷之分。
青釉褐绿彩羊形烛台
造形奇特，镂空，有脱釉。
擂钵
未施釉，在坯胎尚未干透之际，用锥或其它税器划一朵五瓣花纹，内划细网格纹，花蕊为旋涡纹。
擂钵为制作擂茶的器具。内侧有很多由钵底向钵口呈发射状的纹路（其粗糙程度是为了擂茶过程中增加摩擦力），以擂棍捣磨芝麻、豆子、茶叶等，制作清香爽甜的擂茶。在湖南益阳、常德可见。
唐代印花模具
模印贴花，是先用泥片在印模上印出花纹，然后趁半湿未干之际粘贴在壶罐等器物的外壁，并在粘贴处加饰酱褐色块状釉装饰。
长沙窑褐色彩斑贴花器物纹饰特点如下：纹样由模印制成，贴饰于器表，纹样突出器表这一点是模仿金花银器纹饰的立体效果。在贴花纹饰上再罩以褐色斑块，且斑块的大小一般皆与贴花纹样一致，这是模仿唐代银器的局部鎏金。
长沙窑模印贴花还受到北方唐三彩的影响。贴花装饰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瓷器上就已流行。入唐以后，瓷器与三彩器上尤为多见，长沙窑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有所创新，即在执壶、罐等器的腹贴上纹样后，再在纹样上施一层泥浆一样的彩料，然后施以青釉入窑烧制。这种贴花器出现后便受到世人的青睐，不仅行销国内市场而且还远销国际市场。把低温色釉贴花装饰变为高温釉下彩贴花，这是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引进，吸取以巩窑为代表的北方制瓷技术取得的又一成就。
动物瓷玩
是长沙窑的重要种类。可系于脖上，或可吹奏，造型浑圆，神态栩栩如生，十分可爱。
大多用手捏制而成，造型千变万化，趣味十足。用途也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有雀鸟、猫头鹰、大象、乌龟、青蛙、兔子、小羊、小狗、狮子、猴、鸭、鱼、各种变形动物、各类人物等。
根据用途来决定它的形制，大概可分为三个类别：
一是哨类：以雀鸟、猫头鹰、象、兔、羊等为多，这类玩具均空腹，腹部一般钻有三个圆形小孔，造型生动有趣，犹如古埙，可吹奏许多乐曲。
第二类是玩具兼镇纸，这类是实心腹，在玩具底部都有一块方形或圆形底板，这类以狮、兽为多，既可做玩具陈设品、又可作镇纸之用。
第三类为普通玩具，其中包括狮、骆驼、象、马、骑马俑、兽头、女人头、男人头、戴笠俑、妇婴俑等。
工匠们极力刻划动物的活拨可爱之处，让天性活泼可爱的孩童产生共鸣，以赢得小孩的喜爱。
青釉褐绿彩瓷缸
敞口、束颈，施青釉，饰褐绿彩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