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灶模型在汉代流行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有两点：其一，大土地所有制经济的盛行，豪门大族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由于讲究事死如事生，死后随葬大量的模型明器来奢求在阴间的富贵生活，灶为“生养之本”，陶灶模型便大量地出现在墓葬中。其二，汉代社会祭灶思想盛行，也促进了陶灶的流行。祭灶活动源于对火和火神的崇拜。《淮南子·祀论训》：“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集说诊真》引《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师。”《淮南子》注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礼记·礼器》中记载：“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灶，夫灶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汉郑玄注：“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汉代经学家认为祭灶是为了报先炊之德，祭祀对象是一位老妇人，祭祀用品是盘和瓶，反映了妇女在生活中因司掌烹煮食物的家务而与居家生活之灶产生了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期，天子开始祭灶，祭灶也成为求仙的手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皆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于是祭灶活动在全国盛行起来。《后汉书·阴兴传》记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以后常以腊月祀灶，而荐黄羊焉。”祭灶可以满足人们求仙的欲望，还能够使人“暴富”。灶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新含义，从而促进了陶灶的流行。
陶灶作为随葬品，从形制上来看，有长方形、方形、马蹄形、圆形、船形、曲尺形等；从胎质和釉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绿釉红陶、黄釉红陶、绛釉红陶等；灶门有方孔、拱形孔；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以至多眼。早期陶灶灶面仅有一个火眼，灶面多无装饰，出土数量不多。从西汉晚期开始到东汉中期，人们注意到一个火眼形式的灶的后部和两边热能浪费太多，便开始在中间灶面上火眼的后部和两旁设置小火眼，火眼增加到2-4个，这样可以提高烹饪效率，充分利用燃料产生的热能，同时加工出人们所需的多种食品和饮料，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缩短了炊饮时间。灶面装饰内容也非常丰富，通常模印有鸡、鸭、鱼、肉、鳖等各类食物和碗、盘、刀、钩、铲等炊具，造型写实，生活气息浓郁。侧面有龙虎怪兽、庖厨等内容及几何纹饰。灶门两侧多用人物、瓶状物和长青树来表现，造型各异的人物多为生火做饭之妇人。图案的制作工艺主要为模印，显现出浅浮雕、刻划的不同效果，使装饰图案栩栩如生。陶灶在随葬品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并逐步达到鼎盛期。灶面的装饰图案中，常常出现有鱼的纹样。自古以来，人类与鱼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装饰有鱼纹，因为人们羡慕鱼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以期增强自己的生育能力，祈求子孙的繁盛，所以装饰鱼纹象征子孙繁盛、吉庆祥和、生活美满。在汉代陶灶上也常模印鱼纹，这时的鱼纹除了人们期盼年年有余，而且已由象征性逐渐向实用功能转变，在活着的时候有鱼有肉，希望到阴间仍然过富裕的生活。
汉代陶灶模型装饰图像繁缛精美，装饰风格统一多样，充分反映了汉代艺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制作工艺的高超，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俗，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为研究汉代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折射出汉代丧葬文化特征和时代的美学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