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乾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乾隆六十年(1795年)，86岁高龄，已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宣布传位于已被秘密建立皇储的时年已35岁的皇十五子颐琰，改元嘉庆，定翌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的禅位典礼。然而，实际上，从授受大典过后，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辞世，这3年多的时间堪称乾隆皇帝以太上皇的名义实行执政60年后的新的训政时期。事实证明，这种训政除了礼仪上的某些差别，以及其身边只是多了个惟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嗣皇帝之外，与其原先的执政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而乾隆皇帝却达到了既赢得遵守诺言，在位60年即传位嗣子的千古美名，又实际控制朝政的双重目的。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名让而实不让。
嘉庆朝历时25年，景德镇御窑厂由历任九江关监督兼管，嘉庆元年至四年五月，担任九江关监督并兼管景德镇御窑厂务的是全德。鉴于上述原因，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的瓷器，实际上是乾隆御窑瓷器风格的延续，其造型、胎釉、图案纹饰等均沿袭乾隆朝旧制，只不过所署年款因改元的原因，而改书嘉庆年款。这些御窑瓷器若不署年款，则很难辨别究竟是属于乾隆朝还是嘉庆朝。
在这3年多时间里，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也基本上沿袭乾隆朝的部分品种，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黄地绿彩、绿地紫彩、白地矾红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霁红釉、霁蓝釉、厂官釉、炉钧釉、窑变釉等。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色地洋彩瓷器(以往被称作“粉彩”)，从传世实物和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其产量很大，而且制作水平较高。
从宫廷档案记载来看，嘉庆元年至三年，九江关监督全德监理景德镇御窑厂期间，全德及其他官员曾多次向朝廷进贡洋彩瓷器，这些洋彩瓷器大都为藏传佛教所用五供、七珍、八宝、宝塔、奔巴壶、宝瓶、法轮等。
清 嘉庆 淡绿地洋彩折枝莲托八吉祥纹香炉
故宫博物院藏，炉高27.7厘米，口径17.2厘米，足距13.0厘米。方唇，短颈，扁圆腹，下呈以三兽腿形三足。肩部对称置两耳。炉内施松石绿釉。口沿上以胭脂红彩和蓝彩描绘几何纹。外壁淡绿地洋彩描金装饰，口边绘回纹，一长方形描金框内，自右向左署矾红彩篆体“大清嘉庆年制”6字横款。颈部绘折枝莲纹。肩部绘如意头纹。腹部绘折枝莲托轮、螺、伞、幢、花、罐、鱼、肠八吉祥纹，三足及两耳均绘折枝莲纹。外底中心有一环形凹进，环形区域内以胭脂红地缠枝花纹装饰，底中心以绿地粉彩朵花纹装饰。此种香炉为佛前五供之一，与其配套的还应有花觚一对、烛台一对。
如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进单贡档记载：
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嵌玉如意成枝……洋红地洋彩五供成分、洋红地洋彩八宝成分、金地洋彩宝塔成分、黄地洋彩宝瓶成分、松绿地洋彩奔巴壶成对……洋彩太平有象成对……洋红地洋彩万代如意尊成对、翡翠地洋彩普天同庆尊成对、金地洋彩年年吉庆瓶成对……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德吉祥恭单。
此种与盖碗配套使用的茶托始见于乾隆时期，式样有长方形、海棠形等，以色地洋彩茶托多见，另见有以青花装饰者。
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进单贡档记载：
奴才全德跪进：交圆明园嵌王如意成枝……交佛堂松绿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松绿地洋彩七珍成分、交佛堂黄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黄地洋彩八宝成分……交佛堂翡翠地洋彩宝瓶成对、 洋红地洋彩奔巴壶成对……翡翠地洋彩盖罐成对、黄地洋彩观音瓶成对……
17至18世纪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中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促使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文化交往方面呈现前所未有的规模。随着许多西方人士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有的甚至进入宫廷服务，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药、哲学、地理学、机械学以及音乐、绘画、画珐琅工艺品等也随之传人，引起国人的好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朝廷对西方文化和物质文明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致使宫廷中刮起了一场持久而强劲的“西洋风”。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康熙、雍正皇帝比较重视工艺技术及原材料的引进、研发，乾隆皇帝则偏重于西洋绘画技法及西洋纹饰的应用。
雍正、乾隆时期，西洋风在宫廷愈演愈烈，特别是乾隆时期，这种风气对当时宫廷各种工艺美术品几乎都产生过影响。仅以宫廷御用瓷器为例，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珐琅彩、洋彩、斗彩、青花等瓷器上，出现大量受西洋文化影响的装饰，它们有的是纯西洋风格，有的是中西合璧，有的采用光影明暗的西洋画法，有的则照搬西洋图案(其中最多见的是一种被称作“勾莲纹”的图案)。这种瓷器的共同风格是装饰繁缛，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被称作“洋彩”的瓷器。这是一种使用珐琅彩料、运用西洋绘画技法在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完成的瓷器，而督陶官唐英正是创作洋彩的关键人物。
清 嘉庆 黄地洋彩御制诗文花辦式茶托
考“洋彩”一词最早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其中谈到：“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乾隆八年唐英奉敕编撰的《陶冶图编次》“圆琢洋彩”条曰：“圆琢白器五釆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彩。”由此可见，“洋彩”强调的是在画法上模仿西洋珐琅画法，也就是使物象呈现光影明暗的效果，这也是其与“瓷胎画珐琅”不同之处。
洋彩瓷器虽然在雍正时期已有烧造，但当时产量并不大。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这种新的彩瓷品种的喜好，遂开始大量烧造，所见有白地、洋黄地、洋红地、松石绿地、蓝地等各种色地的洋彩瓷器。有的还在色地上以铁锥拱出线条极细的蔓草类图案，当时宫廷档案称之为“锦上添花”。
嘉庆以后直至宣统，洋彩瓷器一直都在烧造，只不过是产量和造型品种日趋减少，质量亦逐渐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