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司岙窑址出土（唐）越窑青釉鸟形埙（前排）、越窑青釉执壶式砚滴（左上）、越窑青釉葫芦（右上）后司岙窑址出土（唐）越窑青釉鸟形埙（前排）、越窑青釉执壶式砚滴（左上）、越窑青釉葫芦（右上）
在唐、五代的土贡制度下，是否存在生产贡瓷的窑厂呢？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唐代凌倜墓出土墓志罐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志文证实了唐代贡窑的存在。与民窑不同，贡窑是特定生产贡瓷的窑场，其产品的一部分须用于进贡。贡窑与宋代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官窑也不通，仍保留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可以烧造普通瓷器。
苏州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秘色瓷刻莲瓣纹碗也在展览中展出，这件碗于1956年在苏州市虎丘云岩寺塔发现，后入藏苏州博物馆，自此从未离开过苏州。
秘色瓷莲花碗是苏州博物馆三件国宝文物之一。莲花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外壁饰浮雕莲花三组，盏托的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组，下部为向外撇的圈足，饰浮雕覆莲二组。该碗共由7组各种形态的莲花组成。瓷胎呈灰白色，胎质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托心平整，正中镂有一小圆孔直通器底，孔边刻“项记”窑工（作者）二字，施青釉，釉层厚且通体一致，光洁如玉，如宁静的湖水一般，清澈碧绿，正如唐陆龟蒙《秘色瓷器诗》中描绘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目千峰翠色来”，称得上“秘色瓷”中的稀有作品，精美绝伦，出类拔萃。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两件（唐）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从晚唐直到宋初，唐、辽、宋皇家均使用，五代时期除吴越国外，文献记载前蜀曾向中央进贡秘色瓷，考古发现广州、长沙均出土有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器，说明当时前蜀、楚、南汉均曾得到并使用秘色瓷。毫不夸张地说，秘色瓷器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越窑秘色瓷银釦（音“扣”）执壶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发掘于2015年的圣辽宗贵妃墓，出土了大量越窑青瓷，足边多包金属饰（称为“釦”），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集中的一次。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官”字款越窑青釉菊花纹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秘色瓷银釦（音“扣”）盏托，（辽 916-1125年）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辽统和十一年（993年）圣宗贵妃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015年10月到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了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
越窑青釉渣斗 唐(618-907年) 故宫博物院藏
越窑青釉墓志罐 唐（618-907年）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音“替”）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越窑青釉盒 五代（907-960年） 故宫博物院藏
越窑青釉刻莲花纹盒 五代（907-960年）故宫博物院藏
越窑青釉刻莲瓣纹高足罐 五代-北宋 （907-1127年）故宫博物院藏
生产地的发现不仅代表着结果，更展现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秘色瓷的生产过程，也涵盖整个窑址的发展过程。后司岙的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已有秘色瓷器种类的认知、告诉了我们部分秘色瓷可能的烧造地点以及烧造方式。同时，普通越窑瓷器的同步出土，也使我们对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瓷器生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越窑秘色瓷浮雕盘龙纹罂（音“婴”）五代（907-960年）浙江省杭州市钱元瓘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
越窑秘色瓷方形罍（音“雷”）子 五代（907-960年）浙江省杭州市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瓘（音“贯”）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窑秘色瓷刻云鹤纹盒 北宋（960-1127年）河南省巩义市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元德李后陵出土
越窑青釉海棠式杯 唐（618-907年）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越窑秘色瓷碗 唐（618-907年）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