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彩龙凤纹和合器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这批民国瓷非常重要……”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是这样评价这批民国瓷的。在很多人看来，民国瓷在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品收藏中地位并不算高，但耿老显然对这批瓷器情有独钟。一批民国瓷宝藏也在耿老的关照下终于走向前台，与社会公众见面。
耿宝昌：民国瓷应该办个展
2010年9月28日至2011年1月5日，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艺术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承办的《传承·跨越——民国瓷器艺术展》在万寿寺内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分为“时代之瓷”、“珠山八友”、“仿古瓷器”与“古窑新生”四个部分，展品114件，包括“洪宪”款识瓷器、民国总统用瓷、“康德”年款瓷器、珠山八友瓷器、仿古瓷器、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等。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民国时期瓷器有1000多件，是馆藏的重要门类。
据北京艺术博物馆陶瓷展项目负责人杨俊艳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耿宝昌先生到馆里来搞鉴定，把馆里所有瓷器都鉴定了一遍，最后分出了一个民国瓷器库。许多底款为“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的瓷器都被耿先生一件一件地仔细辨认，说这个不是本朝的，这是民国的。
这批民国瓷器都是耿宝昌先生筛选出来的，因此耿老非常重视。“隔那么几年就问问我们，你们那批民国瓷一定要保护好了啊”，杨俊艳说。
杨俊艳还讲述了一段小插曲。
前几年，民国瓷不是特别受重视，而且馆藏库存量又特别大，这批东西放在库里看着也不是特别好，所以馆里也一直没觉得这批东西很重要。馆里的几任领导想把这批瓷器转给文物局，由文物局再拨给其他单位。但是，耿宝昌先生愣把批文给批回来了，说“不行，这批民国瓷非常重要”。
“当时不太了解行情，实际上，在当时的景德镇地区、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已经有人在收藏民国瓷了。民国瓷当时还处在价格低位。这样，这批瓷器就继续在库里存放着。这两年新馆长张树伟先生到任之后接触到耿先生，耿先生见面跟他提的第一句话就是，‘您的民国瓷应该办个展览啊’！张馆长便申请经费，也就有了这个‘传承·跨越——民国瓷器艺术展’。今天这个展览其实是在耿宝昌先生一直督促、关心、关怀下促成的。”
完整呈现民国瓷风貌
有关民国的瓷器展，近两年在社会上时有所见，但是，能够完整呈现民国瓷风貌的高水平展览却几乎难以见到，因此，展览吸引了不少藏友的关注。
谈及本场展品数量大、品类全的高水平民国瓷器类专题展览筹办，杨俊艳介绍说：
“一开始做这个展览的时候，跟文物局申报经费根本没想到要用其它馆的馆藏器物。我们的初衷就是用本馆的库存把民国瓷说清楚就行。但是，在写完展览策划大纲之后，我们发现，馆里缺少最重头的珠山八友瓷器，于是就跟景德镇陶瓷馆联系借到了珠山八友精品。到了要开展的时候，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王莉英老师写序，王老师在写序的时候又感觉到，景德镇虽是当时瓷业中心，但瓷业公司的建立是从湖南醴陵开始的——熊希龄在醴陵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培养了众多现代瓷业人才。她认为，如果缺了湖南醴陵这一块，这民国瓷器还是不完整，缺了一个重头。我们馆只有残片没有完整的醴陵瓷，这样又跟首都博物馆及时合作，借来了几件醴陵瓷。于是就这样构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品位的展览。
本次展览有一件很特殊的东西，就是这件青花红彩龙纹印盒。杨俊艳认为，这是一件能够作为鉴定“洪宪年制”款瓷器的标准器。
杨俊艳说：“这件青花红彩龙纹印盒，底书‘洪宪年制’款，绘画上用了描金，五爪龙，从龙的形制上看也够等级，打开有印泥，印泥残留有印痕‘楚庄之印’(楚庄，1985年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这种高官家里流出来的东西，又是打着‘洪宪年制’款，应该跟‘洪宪年制’瓷器比较接近的，它可以作为标准器之一，我们只能这样说。”
“洪宪”为袁世凯称帝的年号。对于郭葆昌(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为袁世凯烧制“御用”瓷器的时间、标准器物及烧制的前前后后等一系列问题，杨俊艳研究员也做了专门分析。
她说：“袁世凯的登基大典肯定有一个筹备阶段，就跟现在筹备国庆似的，要提前筹备个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登基筹备期的时候，袁世凯派郭世五到了景德镇，监督烧造‘洪宪’帝号御用瓷器。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郭世五最好的烧制成果，要在袁世凯登基的时候就能拿出来，所以肯定是在登基之前就烧了，但时间很短，不会很长。郭世五同时烧的是‘居仁堂制’款和‘洪宪年制’款的瓷。袁世凯在当皇帝前是大总统，用的是居仁堂制款瓷，然后准备登基的时候，他要用洪宪年制款瓷，也给他烧了，但烧了多少，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但肯定是烧了。区别在于，居仁堂款的瓷器是给作为大总统身份的袁世凯用的，洪宪年制款是给作为皇帝身份的袁世凯用的。‘洪宪年制’款标准器的问题，上次跟耿宝昌先生聊，他觉得应该有，因为袁世凯的女儿出嫁的时候陪嫁用的就是‘洪宪年制’款的瓷器。”
关于袁世凯倒台之后，郭葆昌还在烧制“御用”瓷器的问题，杨俊艳女士则认为：“不管是之前之后，都是由郭世五这个人来烧的，他不会因为袁倒台了这批瓷器就做得特别次，不太可能，因为他的那个水准已经定下来了，就要做这批瓷器，可能器物的图样什么的都设计好了，胎也都做好了。所以，不管袁世凯退位前一天或后一天，只要出现洪宪瓷，是郭世五做的，那它就是精品，就应该是那个水平。郭世五做了几种款，包括‘居仁堂制’款，‘洪宪年制’款，还有‘觯斋’款，有争议的只有‘洪宪年制’款，其余两种没有争议。分辨真正的‘洪宪年制’款瓷器，要从它的胎、釉、彩看，这些都达到极致了，精细程度又很高的，那就可以认为是真品。包括跟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同事聊，他们也认为‘洪宪年制’款是存在的，他们也认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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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款瓷器与总统用瓷
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识的器物，是民国瓷中引人注目的品种，因为它和民国重大历史事件“洪宪复辟”联系在一起。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仅83天后，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取消帝制。帝制复辟，不仅是政体、制度的改变，还包括效仿中国传统帝制建立新的皇家礼仪体系。1915年8月，着手复辟帝制的“筹委会”就已经成立，为新的“帝国”制礼作乐。烧造“洪宪”瓷器供“中华帝国”皇帝御用，是此次复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16年，袁世凯命政事堂杨度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为陶务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帝号瓷器。由于复辟时间甚短，“洪宪”瓷器未能全部完成。复辟结束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洪宪”瓷器，其中还有绘瓷名家汪晓棠绘制的精品，京津两地流传最广，军阀政客、富商大贾多以此为礼品，交友馈赠，成为一时风尚。通过“洪宪”瓷器，民国初年的社会风貌、文化心理得见一斑。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认为，由于洪宪瓷器真、伪品制作属同一年代，风貌大致相同，胎釉均较白润细薄，显得玲珑轻巧。“洪宪年制”款瓷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和富庶之家流入社会，故常使今人半信半疑，孰真孰假莫衷一是。
民国总统们也延续了对精美瓷器的喜好，纷纷烧制带有总统堂名款识的瓷器，继续以享用“御用”瓷器方式显示自己的权威。这类瓷器制作精良，除袁世凯“居仁堂制”外，还有徐世昌专用的“静远堂制”款瓷器，蒋介石任总统时有“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识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