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玩市场上，笔者常常听到这样的感慨，即“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的说法。以商家为例，尽管商家能经常觅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家往往图眼前蝇头小利，见利就转手卖出去了。
藏家就不同了，他们的收藏一般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一旦吃进心仪的藏品，不会因蝇头小利而转让，即使暂时的套牢也是心甘情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荣宝斋、朵云轩及文物商店、古籍书店、古玩商店，他们经营的大多是民国以前的旧字画，价格非常低，像民国时期价格最高的张大千作品，那时只有数十元一幅，大幅精品在百元左右，精品之作《沧浪渔笛》建国初期卖价只有100元（此作在2002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获价552.79万港元），吴昌硕的画30—50元，金农书法对联60—80元，任伯年花鸟扇2—5元之间，蒲华墨竹作品四条屏8—15元，齐白石的作品仅数元每幅。
当时，既使是如此低的价格，也没有引起国内百姓的兴趣，只有像夏衍、邓拓、邓永清等少数人来欣赏把玩。那时，夏衍和邓拓都是用稿费来购买名人字画的，邓永清则是六机部副部长，工资收入比一般人高一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对书画创作不提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革命”的，在“文革”期间，名人字画更是被列入“封资修”。
另外，当时的普通百姓生活比较拮据，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少则2—3个小孩，多则5—6个以上。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数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算是少见的高工资了，一家老小都得靠工资维持生活。因此，五六十年代如购进徐悲鸿、傅抱石、王雪涛、齐白石等名家之作，到如今就身价百倍乃至千倍、万倍了。
也许有人会说，在封闭时期低价买进名家字画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现在市场上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实际上，只要艺术市场存在，就会有市场机会。前提是要有敏锐的眼光买进有潜力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冠中和范曾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去北京的时候，吴冠中的作品也只有数百元，1984年在北京荣宝斋看到范曾的四尺整张人物精品之作，挂牌价只有8000元。然而，10多年后，吴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市场上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了，如果那时吃进吴冠中或范曾的画并立马转手，也很难赚钱。
现在市场上买进字画想转手赢利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经拍卖场上运作之后，成本变得很高。因为拍卖行对买卖双方都要收取10%的佣金，还要向提供货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费和图录费等，这样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种费用则更高。
所以，艺术品收藏不太适合短线操作，其价格上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海派名家陆俨少的作品为例，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陆俨少的作品收购价为15元每平方尺，上世纪80年代初涨至100元每平方尺，后又升至1000元每平方尺。199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销路很好，加上陆俨少本人也年事已高，难以应付大量的买画应酬，故自列润格，山水画每平方尺高达1500美元，那时确实吓退了不少人。
可是到了2000年，陆俨少的作品价格在海内外市场上大幅攀升。精品之作每平方尺涨到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对收藏了陆俨少作品的藏家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那么，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笔者看来，玩家往往会以藏养藏，这是收藏理财和丰富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径。其运作是用出售的藏品来赚钱，不过出售的藏品一般为自己多余或不太喜欢的，再用抛出藏品赚来的钱买自己更喜欢的藏品，如此这般有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对广大收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养藏实在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极其敏锐的眼光和胆魄。像过去的许多大收藏家如庞莱臣、钱镜塘、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等，都是以藏养藏的高手。另据有关媒体报道，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以藏养藏”也很著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家基金会总共投资1200万英镑，购买了绘画、瓷器、古玩、稀有图书等艺术品，到八九十年代该基金会抛出了一些藏品，获利相当丰厚。如1989年春季，基金会将一部希伯莱文版的古老《圣经》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得款200万英镑，而吃进的价格仅为17.9万英镑。其投资回报率之高令人咋舌。目前，我国收藏队伍中，靠工资结余来从事收藏活动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但这部分闲钱毕竟有限，既使靠经商和实业赚来的钱搞收藏，若是藏品只进不出，恐怕也会将钱消化得一干二净。
因此，要想让钱源源不断地来，最理想的方式当推“以藏养藏”。若收藏中只进不出，并不利于自己做大、做全、做强。
总之，投资艺术品讲究的是“长线是金，中线是银、短线是铜。”商家由于以“短线赢利”为目的，自然不能享受到“长线”丰厚的回报，这也就应验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要想成为出色的玩家或收藏家，“以藏养藏”恐怕是最佳之路，这需要非常敏锐的收藏眼光。所以收藏者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好眼力，这样才可能在艺术品收藏上“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