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最晚到明代嘉靖万历时期，钧瓷已经流行于文人阶层。张应文《清秘藏》记载：“均州窑，红若胭脂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文震亨《长物志》也推“均州窑，色如胭脂为上，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杂色者不贵。”显然，这一时期的文人更推重钧红釉瓷器。
清宫广收传世钧瓷名品，但乾隆帝难辨钧瓷、汝瓷、柴窑瓷器(早期确实有钧汝不分之说)，指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钧窑天蓝长方枕为紫窑瓷器，1764年在枕底刻《咏紫窑枕》御制诗；指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钧天青釉紫斑釉如意枕为汝窑瓷，1776年在枕底刻《咏汝窑瓷枕》御制诗。两件瓷枕原收藏于清宫重华宫，台北故宫专家将两件瓷枕的时代定为金元产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2012年版，第140-143页)。至少到乾隆时期，人们对钧瓷的认知、断代都非常模糊。
清末，黄濬、李吉奎《花随人圣庵摭忆》“钧窑”条记，“至于近代所宝贵之花盆连渣斗、鼓钉洗等，青紫相间，芝麻酱底，并缀号码者，皆为粗物，故瓷质亦特厚。光绪初叶，乐亭刘氏极豪奢，饲猫犬饭盆，悉用钧窑，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有以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钧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识者云更二十年，钧窑恐将绝迹国中矣。”(黄濬、李吉奎《花随人圣庵摭忆》三一条，中华书局，2008年版)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国人不识钧瓷的精、粗，大量价格低廉的钧瓷流落欧美市场。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哈佛赛克勒美术馆所藏钧瓷，大部分构建于20世纪早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藏市场兴盛后，人们才发现这类老窑瓷大部分在欧美市场流通，国内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