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弘治时期的官窑瓷器和成化时期的官窑瓷器特征十分接近，世有“成弘不分”之论。受其影响，弘治时期的民窑瓷器风格也与成化时期的民窑瓷器风格十分接近，有时往往很难辨别。
弘治时期烧制民窑瓷器中，出现了仙鹤的形象，仙鹤既是古时文人雅士清高亮节的象征，也代表着长寿成仙的通神之灵。这还说明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宗教倾向发生了变化，由明代早中期统治者主要信仰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转向了道教，仙鹤----这个道教中神仙驾乘的祥瑞之物，开始出现在大量的官窑和民窑的瓷器上。
嘉靖时期的制瓷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的差距，一般的官窑瓷器与精细的民窑瓷器已别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官窑瓷器与民窑瓷器已经没有了界线。这件“大明年造”款嘉靖民窑红绿彩龙纹碗，以红彩为主，绿彩、黄彩为辅，在碗内底画一团龙，碗外壁釉上绘两条首尾相继的五爪行龙，其与现藏首都博物馆的赵府用红绿彩龙纹碗，十分相近，从另一个侧面，对揭示当时的官民窑烧造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里，皇帝的喜好就是全体民众的喜好，皇帝御用的官窑瓷器纹饰风格也直接影响到民窑瓷器。
嘉靖皇帝对道教的崇尚，使官窑瓷器上也充满了长生不老的神仙色彩，官窑和民窑瓷器上的“福寿康宁”纹饰，展示出当时工匠们的巧妙艺术构思。这个青花大罐上的图案是其中最繁缛的装饰纹饰，在罐外壁腹上的四个开光内，用青花把四种植物的枝干组成“福寿康宁”四个篆体字，辅以山石、花草。开光外画满连续钱纹，肩上的开光内，四个飞翔的仙鹤，把今天人们的思绪，带向远方。
带有道教色彩的“八仙”是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社会民俗，八个传说中法力无边的仙人，原本是和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在历代的传说发展中逐渐成了庇护人们的神仙，大量出现在这时的官窑和民窑瓷器上。
鱼和仙鹤一样，也是这个时期官窑和民窑瓷器上的常见纹饰。鱼作为古代先民们最早认知的食物，其形象曾出现在石器时代的陶盆上，元代青花瓷器的罐、盘上，也绘有各种各样十分精美的鱼的图案。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
我们今天把艺术品中鱼的形象演绎为“连年有余”之意，几百年前的古人应无此意，特别是明代嘉靖时期，各种具象的、抽象的、肥硕的、纤秀的鱼儿，生动地穿行在历史的时空中。这时最出色的是嘉靖官窑青花五彩鱼藻纹大罐，而民窑瓷器中许多描绘鱼的形象也别具特色。这对嘉靖民窑暗刻海水青花四鱼纹小碗，先在素胎上锥刻出四个圆形开光，四旁锥刻海水，用青花在每个圆形开光内画出游鱼，青花呈色蓝紫，胎质白细，釉色亮青，十分少见。
万历晚期逐渐产生的内忧外患，把朱明王朝推向了风雨飘摇之中，关外的满骑，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们让此后的天启、崇祯两朝的瓷器上，不见了那些生动的、流畅的、威猛的、秀雅的纹饰图案，工匠们用手中的画笔担负起抗击外侵的责任和义务。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的形象被以青花釉里红的形式生动精细的描绘在这时的民窑瓷器上。这种图案题材的民窑瓷器虽然稀少，但它表明了当时的民众的一种心绪，他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号召民众反抗外来侵略。当然、置身事外、隐身山林也是当时另一部分人的最好选择。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是幻想出世的心中理想，并把它们细心的描绘在瓷器上。
晚明的民窑制瓷艺术家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时刻用手中的画笔美化着现实、憧憬着未来，像所有的民间艺术家们一样，用笔书写着自己的真情。
他们用着并不清纯的青料，在这些远不及官窑瓷器精美的民窑瓷碗上，画出了亘古不变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