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英文中的China带有中国和陶瓷双重含义一样，土耳其语中的cini也带有这两种解释。然而，和西方博物馆中中国瓷器大多是掠夺而来的不同，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则用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馆藏数量世界第一的元代青花瓷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于中国陶瓷的珍爱。
青花瓷是在元代中后期的景德镇开始大量出现的，并迅速取代了青瓷的统领地位。然而，进入明代后，元青花独特的形制和纹饰便神秘地消失了，此后500年间，人们几乎对它一无所知。到了1956年，美国学者波普发现了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藏有元代青花瓷器40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而在他的结论出现后，人们便都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存于世最精美的元青花不见于它的烧造国中国，而是出现在遥远的伊斯兰国家的皇宫中？
解答这个问题成为了中国陶瓷界三代人的心愿。中国古代陶瓷研究会前会长冯先铭生前曾说，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土耳其馆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讲是一件死不瞑目的事。冯先生的老师、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现为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的蒋奇栖女士则继承了这两位老先生的遗志，用了八年时间促成了二十一世纪初一场历史性的考察。
如今那场考察已经过去了八年，但蒋女士仍然记得当时在北京召开“赴土耳其考察论证会”时的场景：“当时著名陶瓷专家李辉柄先生代表大家总结发言时就说，不去土耳其我们死不瞑目。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北京市文物局的梅局长也被感动了，很快就决定来实现我们的夙愿。”
那是在2001年3月29日的清晨，考察团一行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土地，当他们来到托普卡比皇宫时，刚刚还是游人如织的陶瓷馆，立刻因为中国专家的到来而关闭了。原来，馆长莎曼女士特意为中国专家闭馆三天，并将40件元青花藏品一一调出。在幽静的馆内，专家们不时发出惊呼和议论：中国的古瓷研究终于补上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这一课。蒋女士还向笔者介绍了考察中一个小细节：“本来双方约定只能土方人员拿瓷器，中方人员不能上手。但当馆长莎曼女士亲自捧出第一件中国元代青花大盘时，全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太激动了，能够有机会将它们抱在手里是我们每个陶瓷研究者的最高梦想！莎曼女士微笑默许了，于是每位专家都开始亲手抚摸这些瓷器。”
在这次考察中，这些元青花实物也让专家们大跌眼镜。蒋女士介绍说，本来元青花鉴定标准为釉是深蓝的和瓷器底部有火石红，然而土耳其的元青花却没有这两点——釉是像清代乾隆时期青花瓷一样又淡又亮的，底部也没有火石红。
另外，这些青花瓷都是专门为出口贸易所设计的，因此带有中西结合的特色。“唐代到元代统治者都很喜欢单色釉，元代宫廷用瓷也是以单色瓷为主，而元代青花瓷很多是为了伊斯兰文化而特别设计的。”蒋女士谈道。比如，一件花卉图案的大盘没有韵散，便是用了“撒蓝”的技法——在画完了纹饰以后，又把钴料喷洒在上面，所以可以感觉到这个器物上面朦朦胧胧有一层蓝色；再如，整个的青花瓷它的装饰很满，器形也较大，这些都很符合当时的伊斯兰文化，表现了他们对青蓝的喜好。
和英美博物馆那些专门用来观赏的青花瓷不同，这里的元青花是作为实用器皿在奥斯曼皇宫里使用的，陶瓷馆的前身甚至就是皇宫的厨房。“它们是吃饭时用的，人们围着青花大盘吃手抓饭。”蒋女士解释道。
考察组一位专家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这次考察的注脚：历史是这样的公平——当中国的精美元代艺术品在战乱中近乎绝灭时，它却由于机缘奇迹般地完好地保存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茫茫沙漠和涛涛海疆都没有阻挡它们的生存绵延，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也许是有灵性的，它是这么美，以至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邪恶都无法彻底毁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