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收藏热，比如北宋末年、明末、清末民初。而清末民初的收藏热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也是中国封建王朝覆灭前的最后一次收藏热浪。在晚清内忧外患，战乱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清末民初的收藏热如回光返照一般，为封建王朝的覆灭谱写了一曲既悲凉又华丽的乐章。
外患拉开收藏热的序幕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帝国的失败而告终，西方人终于打开了中国这扇神秘的大门，能亲自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时候，他们垂涎了很久的中国文化终于摆在他们面前，所以西方人开始大肆掠夺中国文物，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藏有无数的珍奇异宝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故宫(微博)等地的文物也难逃一劫，大量文物开始外流，各地的文物亦遭到不同程度被掠夺的命运，大量文物的外流，使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收藏中国文物的热潮，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收藏热的序幕。
考古发现推动收藏热
说到考古，清末民初有两项惊人发现。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在一个个洞窟里清扫积尘，无意中敲开墙壁，发现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藏经洞里，从地面到天花板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人们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另一件也是“偶然”所得，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结果从中药成分龙骨中读出了学问，导致了河南安阳甲骨文的发现。100年间，人们从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前几年上海的一家拍卖会的重头拍品就是20片甲骨，相对当时成千上万的发掘量，自然是无法相提，当时甲骨最大的收藏家的收藏量超过万片。此外，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地区也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现在，它们都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集中而大量的历史发现，加上乱世无政府状态使文物得以流入市场，军阀用枪炮炸药发掘的古董更见规模。1928年孙殿英东陵盗宝，慈禧棺木中堆满珍珠，拿出来清点，所有的珍珠放满三张并排的八仙桌。最终，盗出的珍宝都流落到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另一个军阀在宝鸡一带组织农民成片盗墓，盗50墓，得青铜器上千件。这些都极大的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收藏热潮。
没落王族败家助推收藏热
文物的另一大来路则是伴着前清遗老遗少败家的过程。文物的这一项供给，看似不起眼，但数量之庞大绝对超过地下发掘。清朝的收藏，继承了历朝历代的精华，到乾隆年间，又因为皇帝对瓷器玉器的偏爱，拓展出新品类。而所有这些，在民国几十年的战乱中基本都要易主。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是溥仪带出皇宫的国宝，这一大宗文物中，从天津张园带到沈阳伪满州国皇宫的古书画就达1200余件，其中一大部分在日本战败时流落民间，前几年拍卖的宋人张先《十咏图》和隋人《出师颂》就属于这批文物，它们的拍卖，都打破了古书画拍卖的价格纪录。皇帝尚不能守业，文武大臣败家过程更干脆，末代恭亲王不仅抵押了王府，为给母亲办丧事，不得不把《平复帖》卖出。杭州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藏书因主人去世，后人经商失败，最后作价7.5万元售与他人。另一大藏书楼主人陆心源苦心经营，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有“ 宋楼”之称。但子孙不能守业，以1.18万元的价钱卖给日本人。这样的卖法，表面上是一笔颇大的数字，实质上一定不会卖出好价钱。
正因为价钱相对低廉，收藏家大有可施展拳脚的地方，于是也创造了很多令人乍舌的纪录，比如收藏甲骨最多的能达到2.8万片，要是在现在，几乎无法想象。所谓战乱黄金，盛世收藏，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乱世反而成就了收藏家的黄金岁月。随后，在50年代的大捐献运动中，大部分藏品都捐献给国家。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五次收藏热”所能染指的，不过是遗漏在民间的小部分，只有看着价格上涨的份，却无缘民国期间藏家见识赏玩重器的精神愉悦。
民间古玩市场成熟
清末民初的收藏热潮的真正繁荣，得益于民间古玩市场成熟。满清王朝的摇摇欲坠，使宫廷内大量古器文物流出宫外，流露民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物之名，让其弟带出众多名画，为维持小朝廷的开支向银行抵押库存官窑器物。众多太监偷盗宫廷古器变卖，没落王爷贱卖宫廷遗珍。因古物卖家与买家出现，形成古玩群体市场，故清末年间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一度兴旺，日本欧美古玩商闻风而动寻觅商机。民国初年，上海五马路(现广东路)古玩市场也兴旺，上海滩著名的“卢吴公司”是出口古玩的大商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主流的收藏项目金石碑帖书画依然流行，日本欧美古玩商热衷于收购中国的宋至明清的官窑及历代石刻佛像等，故也带动了本土的买办、资本家、医生、律师们收藏瓷器及古玩杂项。这一时期是中国历代民间古玩市场真正的成熟期。也就是说，中国的收藏史从魏晋到唐宋流行收藏赏石，北宋至南宋流行收藏字画，再经过明末古玩概念的逐步形成期，康乾盛世古玩杂项的逐步流行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没有主要流行的收藏大项，但归结起来，所有收藏品都可归类为两个收藏大项：即古玩书画。“古玩”，包括瓷器、青铜器、竹木牙雕等杂项器物收藏品；“书画”包括历代书画、碑帖、古籍等纸质收藏品。
古玩典籍的出现也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民间古玩市场的成熟。清末民间最有名的古玩典籍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其本身是收藏家，精于鉴赏书籍、字画、金石、甲骨。该书除论述传世文物外，还有古砖、瓦当、古钱、玺印及出土古物之论述，并注重现实考古新发现，此书可以说是近代古玩考古学的发端之一。
民国年间最有名的古玩典籍为赵汝珍的《古玩指南》，赵汝珍本身是文人，嗜好古玩，致力考古，收藏文物，曾任北京朝鲜银行理事，1939年出资数千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经营瓷器、字画等。其收藏实践与收藏理论相结合，又以自己本是古玩商的经验，写出一部民国时期全面系统地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书籍——《古玩指南》。此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古玩界的巨著，至今仍是资深古玩收藏者的必备工具书之一。
日本侵华使收藏热落下帷幕
这次收藏热潮，由清末开始，至民国初年逐步达到高潮，但没过多久，日本人开始大举侵华，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次收藏热潮，也就此落下帷幕。这次收藏热的特点是，中华国宝散落民间；大资本家代替大地主，成为新的收藏家主体；中华国宝大量流失海外。在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惨痛代价的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次收藏热也随之结束。相较前几次收藏热来说，这次收藏热热度较低，时间短暂，且伴随着更为沉痛的历史。
封建体制的回光返照
纵观清末民初的这次收藏热，与前几次收藏热略有不同，它主要是外需加大，内需缩小而导致的。但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收藏热都发生在封建王朝体制的统治之下，对比北宋末年和明末的收藏热，不难发现，封建王朝的收藏热似乎都与亡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就如同发热与鼠疫、天花一样形影不离。收藏热之后，国势便开始衰落，最终难逃覆灭，这也许就是封建王朝难以逃脱的宿命。
不过清末民初的这次收藏热，虽然始终处在连绵不绝的战乱阴影之下，亡国灭种的危险无时不在，但这次收藏热之后，封建王朝体制在中国逐步走向完结，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前赴后进的不断奋斗，最终赢得民族解放，建立了新的体制，中国人民由此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清末民初的这次收藏热，是封建王朝体制下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伴随着封建体制的彻底瓦解，亡国式战乱收藏热已成过往云烟，永不会复返了，同样收藏热与亡国的关系也就彻底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