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收藏都是富商巨贾、文人雅士的癖好，除去耗资亦是耗神。耗资得到的是财富浓缩，耗神则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比如著书立说，最终会留下一份文化遗产。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明代屠隆的《文具雅编》、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文震亨的《长物志》等，都是收藏史上的皇皇巨著。
可惜古人讲究秘藏。由于文化原因及历史上频发的战乱，中国人讲究收藏秘不示人，“秘藏”成为中国人的收藏传统。尽管中国人有规模有系统的收藏历史已逾千年，但中国人办博物馆却晚于欧洲一个半世纪——直到1905年，张謇才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但它比后来的故宫博物院还早20年。
那以后，中国陷入动乱，民不聊生，外强的欺辱和掠夺，使中国文物以“奔涌之势”外流，直至新中国成立。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战火，13000余箱文物从故宫神武门起程，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三路辗转，跨越两万里，历十四年光阴，最终一分为二，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大陆。
我记事起文物已成为“神”，谨供供奉而令人敬而远之。十年浩劫让我目睹了人们对文物的仇恨，打碎砸烂，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与物为何那么大仇恨?正是这个长久缠绕的疑问，让我关注文物，悄悄搜集。那时没有收藏意识，只是把人家不要的东西捡回，有空时想想我们与古人器物之间有何不同，有何可以沟通。
一切都是年龄帮的忙。我11岁“文革”开始，21岁“文革”结束，比我年长者遭遇浩劫，心有余悸;比我年幼者，此时未能成人，只喜新不喜旧。改革开放之初，倍感压抑的人们努力奔向新生活，而我收藏的黄金时代正式开始，大约有15年的时间，文物一直在谷底徘徊，直至1993年拍卖公司出现。那段日子，文物是个白菜价，甚至没有价钱。大部分人都急于变现，几元钱买个官窑瓷器，今天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争加运动已逾150年，少有人有心对祖宗的文化遗产感兴趣，而我在一片富饶的海滩上尽情拾贝。
这就是观复博物馆坚实的物质基础。1992年，我开始办展览，“炫耀”收藏，继而申请筹办观复博物馆，可惜那时条件不成熟，拖后四年。1996年10月，观复博物馆终获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向社会开放的民办博物馆，至今已16年矣。
16年来，观复博物馆由小及大，由设在北京的观复博物馆发展到在杭州、厦门、哈尔滨各开设了地方馆，面积由300平方米到目前的总面积1万平方米。几年来，观复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逾百万，社会影响力逐步加大。我们希望观复博物馆在未来至少有10家地方馆，每年观众达千万。
我由一个个人的乐趣开始收藏，由一个个人的好奇开始研究，至今著书若干种，发行数百万，全依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媒体时代，文化的广泛传播依赖现代媒体;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康时代，百姓们除去物质需求开始强调精神需求;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百余年对文化的蔑视让我们觉醒，知道了文化是生产力，尤其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最强大的生存动力。我不比前人强，尤其不如前辈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家学渊博、文化深厚，只是我比他们运气好，又抓住了这个时机。这让乐趣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办博物馆只是责任的具体体现，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观复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