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在解放日报第43届文化讲坛上的演讲，右起海岩、马未都、王刚。
钱固然能带来快乐，但收藏最终使你获得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
到上海来，首先要跟上海人“套瓷”，北京话里的“套瓷”就是说我得跟上海搭上关系。我出生在北京，但是在上海诞生的。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费解。我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抗战后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一直打到上海，我母亲到上海来当兵，跟我父亲相识，结婚以后有了我，然后怀着我进了京，所以我就跟上海套上了这个瓷：我诞生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这就是文化的快乐，因为我们都有地域文化的心理，中国人很愿意攀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为老乡一张嘴说乡音。可惜我说不了上海话，“我”要说“阿拉”，据说上海人现在也不怎么说“阿拉”了，说“阿拉”有点土，要说“吾”（用上海话发音），那个音我也发不太准。小时候我们家的保姆是上海人，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我小时候老弄不懂她用上海话说的“谢谢侬”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地域文化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昨天晚上到上海后我就讲，我最近要写一系列文章，要强调保护方言的重要意义。任何方言都是魅力无穷的，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把方言很好地保护下来。今天，方言正在严重流失，上海这么大的孩子（用手示意小孩子的身高），可能都不能说纯正的上海话了，纯正地说上海话是一定要能表达语言之外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发音。
收藏在很大程度上跟文化有关，收藏最终让人获得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金钱固然能给你快乐，这点我们不回避，你便宜买来的东西突然特值钱，你肯定会在家里翻跟斗。我第一次知道我收的东西值钱的时候，我也特高兴，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表现得很矜持。中国人都是这样，不管那东西值多少钱，都会说“钱对我不重要”。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做电视节目很困难，王刚老师是著名主持人，在电视上主持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不说心里话，得把他憋死。
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专家为文物估值。一位观众先上来自报文物值30万元，专家一估，说你这个东西值两千万元，然后那个日本人一愣，音乐一起，他就开心地跳起传统舞蹈“能”来，他高兴，特真实。中国人呢？他会说“钱对我不重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要是他自己报三千万元，上台后专家一鉴定，说你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就值八万块，还是日元。日本人一下子就会表现出很沮丧。但中国人如果拿一个文物找专家鉴定，专家说这个不值钱，他依然会说“钱对我不重要”。值不值钱对他都不重要，其实对他特重要，但是在电视上就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对你唯一有吸引力的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只是一个乐趣
说收藏带来文化快乐，必须举例子，下面我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我见过最穷的卖文物的人是在北京捡废品的一个老头。上世纪80年代，我那时候30来岁。北京的城南过去是比较穷的地方，就是棚户区。那里有一个捡破烂的张老头，老头有“老寒腿”，夏天无论多热，他上身光着膀子，下面穿一棉裤，还塞几个热水袋。上面热得直冒汗，但腿永远是凉的，全身都是馊味。他老跟我说：“你别在我这儿久待。”我心想，我还不是为了文物，否则谁爱在你这屋里待着。老头还有点商业头脑，在拾破烂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东西比较值钱，他就把这些东西分离出来单独卖。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部分买家群，他怕买家和卖家撞在一起，就在家里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最近流行肝炎，请来者不要久留。卖东西的都上午来，买东西的都下午来。 ”
有一年他卖了我一把壶，这壶15块钱。他有一个动作、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在把壶给我之前，摸着那把壶说：“你看，多好的壶啊，归你了”看，情感问题出来了。他卖废品，卖报纸，卖破烂，卖掉之前不可能说“多好的报纸，卖你了”。因为他对文物有情感，他就是一个没文化、不识字、捡破烂的老头，都会有这样的情感。
还有上层的例子，关于一位北大教授。你们现在现场网络直播，我有点害怕，怕北大的人找我。北大当年为大批老教授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平房搬到楼房里住。楼房生活便利，但是面积缩小了，所以家里有大量东西要处理掉。一位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遗孀找到我，说家里有几十件家具请我去看看。我进去看了以后说：“行，你们家的家具都挺好的，一千块钱一件，一共29件，两万九千块，卖给我吧。”她说：“不行，太便宜了，我得打听打听去。”
我出门就后悔了，我觉得价给高了，因为当时不值这些钱。我在屋外后悔，她在屋里后悔。这老太太特仔细，北京当时有三个国营的文物收购点，她到那些收购点都问了，把业务员都请到家里去估值。人家比我“黑”，他们一进去说，您这点家具给三千块。老太太又换一家问，每家都给几千块，不多给钱。不仅不多给钱，还安慰你说，我们不会坑你。
隔了一年多，老太太又找我来了，问那个家具你还要不要。时间会把价钱的差给抹平，我就问她，您想卖多少钱？老太太说，就你说的那个价，两万九。都说好了，我就带着车、带着钱去他们家搬东西。我一进门，老太太变卦了，“昨晚，我在美国的女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说，小时候的事都记不住了，唯独记得那柜门上雕刻的山水画，能不能留下给我做一个纪念。”你们看，文化开始起作用了。老太太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柜子留给我。”其实在那29件家具里，这件按商业价值来看是最没价值的，所以我就欣然同意。老太太又说了一句，“那价钱能不能就别动了。”我说行，价钱不动。
可老太太后来又出幺蛾子，北京话说幺蛾子，不知道上海话怎么表达，意思就是临时出一怪招。她说：“我们家还有件东西你得买去，是一件皇后穿过的灰鼠皮的大氅。”可这个东西我没法穿，我问她多少钱，她说得四千块。最后我一咬牙，一跺脚，就认了这个栽。我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尤其是一见文物就激动，一激动就坏了，让人给逮着了。最后一共三万三，我把那些东西都买下了。
我后来碰见一个人，他是老北京，很油，看到那件大氅，说这东西掉毛，问我多少钱。我说四千元，他说，你小子亏了，要不然我给你承担这亏。我就给了他了，就算解了套了。那老太太的丈夫是北大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是社会上层的人，她的女儿我没见过，但他们对文物都有文化情感。
这么多年来，我买过很多东西都富有传奇，我也从来没有当众讲过，我再讲一件事来体现文化的作用。我买过这样一件东西，是一张纸，卖家说你给我买三件东西，冰箱、彩电、洗衣机，这纸上的东西就给你了。这张纸是查抄清单，他说不想看到这张清单，也不想看到这清单上的东西。因为这张清单，让他们家死过人，一看到这东西他会伤感。
刚才海岩老师一直讲文化价值，我们对文化的伤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史上多少次运动，对文化是绞杀式的破坏。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你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只是一个乐趣。当年，乾隆皇帝造圆明园的西洋楼也是为了乐趣。西洋楼在圆明园的东北角上，是最不重要的位置。乾隆60多岁以后就不再去西洋楼了，因为乐趣过去了。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也很快就会过去。20年前，各家各户的装修都是西洋味的。我的一个朋友分到一套房子，一共两居室，50多平方米，一进门，家里顶俩罗马柱。为什么呀？他不懂，就看那东西是西洋的，上面有花纹。
当时乾隆皇帝也是这样，很快就失去兴趣了。但是西洋楼为什么是我们对圆明园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西洋楼主要是石质建筑，经过火烧以后残存了下来。其实，西洋楼的面积只占圆明园的1.5%，圆明园最重要的景全部被烧掉了，所以在我们的记忆中就被抹掉了。不要以为西洋楼是当年乾隆时期园林文化的重点，那只是一角而已，而且是非常不重要的一角。
文明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各国统一的，叫文明趋同，文化求异
史上那些运动，对我们自己文化曾经的绞杀，是源于我们的文化过于厚重。你家里东西多了，你就会不在乎，过去纨绔子弟家里随便拿出一个杯子，卖了就卖了，他不在乎。我们当时就跟纨绔子弟似的，有多少文化财产，不珍惜。
昨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对天安门广场曾有两次动议要拆。第一次是刚解放时，说要拆了造一条南北贯通的北京主干道，结果觉得拆起来太麻烦。第二次是“文革”前，要把天安门拆了变成人民的广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了，不在乎，想拆什么就拆什么。
对文化曾经的破坏，导致我们今天开始反思，提倡学国学等等。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掌握一点自己的文化是一个最为必要的生存手段。刚才海岩老师讲，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各种文明中一直不间断持续至今的唯一一个实例，我们的凝聚力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来源于我们的方块字，我听不懂上海话“谢谢侬”，但写出来就知道是“谢谢你”。因为中华文化的多异性和凝聚力，使我们的民族无论怎样，最终都可以凝聚在一起。秦始皇统一汉字，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使今天中国人走到哪里都非常方便。但是不能因为过于方便而忽略了保护方言。
我们今天走到各地会忽然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们的文化在严重消亡。最近新闻里说，我们国家有180多个地级城市“拟成为国际大都市”，这简直是个笑话。今天中国的不少地方，看着都一样。如果把一个人眼睛蒙着，空降到一个城市，把地域的文字一捂上，他根本分不清这是哪儿，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文明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各国统一的，叫文明趋同，文化求异。文明永远是趋同的，全世界都是，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即便执行死刑，也应该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文化一定不是趋同的，它是在求异的，现在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文化是在趋同。这个文化不仅包括我们所能看到的影视文化、媒体文化，也包括实体文化，比如说建筑，到哪儿看建筑都一样。
很多城市尽管一直在保护它的地域文化，但今天我们所要保护的地域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或者说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想要纯粹地保护已经很难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在内心坚守一块阵地。
文物不说话，但是你能通过它来证明历史，这就是我喜欢文物的初衷
我们国家目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所凝聚的力量，怎么向别的地方输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收藏。我们过去求证历史，无非就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看文献、看书。文献有一个问题，就是注入了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比如说，当时宋朝人深受辽国之苦，宋朝人写辽史写过两次，第一次写完，皇上说不行，这辽史写得太好，重写。一百年后重写了，皇上说还是写得太好，重写。直到元代，辽史才修完。在《二十四史》里，《辽史》是公认讹误最多的。所以文献留下的历史，我们只能从里面找到点蛛丝马迹。
我看到过一个电视广告，一个学者要讲课了，广告词是这样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我一听就乐了，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现在人们可能连一个真实的老婆都不一定全知道。我们强调，用物证来说话。为什么我一开始喜欢政治、历史，最后发现，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要靠实证，文物不说话，但是你能通过它来证明，这就是我喜欢文物的初衷。至于文物怎么变成商品，怎么变得让社会如此关注，如此值钱，那都是后来的事。
今天两位兄长带我来（转向王刚、海岩，笑），别看我头发白，其实我年龄最小，海岩老师比我大一岁。 （全场惊叹，海岩站起来向观众深鞠一躬）你们知道什么叫驻颜有术了吗？有没有什么上海的化妆品品牌，可以找他代言。
给你最大乐趣的文化一定是你熟悉的文化。为什么周立波在那里侃了半天，你们都特高兴，因为你们特别熟悉他说的那个文化。所以我们这么大的民族，应当要求各地都要保持各地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艺术创造也在趋同，这非常可怕，所有画家画的东西都一个路子，你分不清地域特征。在这点上，希望我们能给个性化生存留有一些空间。
我们国家去年的GDP是世界第二，老二是个很微妙的位置，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中国的GDP在清朝的前半期一直是世界老大，而且大大优于其他各国，我们为什么会跟英国打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大概在1820年的时候，英国的GDP开始跟我们发生逆转，就是他要超过我们了。逆转的时候，两国间的摩擦力最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打了贸易战争。
我跟很多搞经济的人聊天说，不要设想美国人会给我们任何好处，因为你是老二，他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对着你，他们不可能让你超过他们。所以，对于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确实任重道远，我们怎么才能重新成为世界老大？我们可依赖的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当我们如果有一天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先说总量，就这总量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时候，我们依赖的一定还是我们的文化，请大家记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