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季瑞捐赠风波发生以来，事件持续发酵，各种评论不断出现，其中“国宝帮”这一词汇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国宝帮”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着名砚文化学者、古砚鉴藏家吴笠谷先生，他向我们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国宝帮”的前世今生
吴笠谷说“国宝帮”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专门制作、买卖赝品国宝级文物的群体。赝品自古以来就有，它出自“赝鼎”，据战国晚期思想家韩非所着《韩非子·说林下》记载：春秋时，鲁国珍藏着一只名为“谗”的鼎，诸侯国都想要得到它，齐国伐鲁，索要“谗”鼎，鲁国就仿造了一个赝鼎，送给了齐国。于是，后来就以“赝鼎”指仿造或伪托的古玩文物。
“国宝帮”这一说法大约已经有十多年之久，它之所以成了近年来社会舆论的焦点之一，与我们当下的收藏环境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有民间收藏，所以当代收藏家的收藏历史并不长。而且其中有不少收藏家的藏品是只藏不卖的、只进不出，导致很多真品古玩文物在市场上已经不流通了。然而，随着近年来的收藏热，市场上对于古玩文物的需求量不断增多，供不应求，“国宝帮”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群体贯穿作假、买假和卖假三个环节，他们打着国宝的名义，制作以及买卖假国宝，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击鼓传花，以此来谋取名利。
"国宝帮”三步曲之一：制假
近年来，文物制假十分猖獗，具有规模化，地域化的特点，甚至有些地方直接有制假村出现，比如景德镇樊家井村以仿古官窑瓷扬名国内外，河南洛阳南石山村以高仿唐三彩出名。这些文物制假还导致一些着名的文博单位和文博专家“阴沟里翻船”，出丑露怯，比如上世纪故宫专家误把潘家园古玩地摊的河南造赝品北魏陶俑当真品，申请专款大量收购;已故的鉴定名家史树青误把赝品“越王剑”买下捐献历史博物馆等。吴笠谷还现身说法，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亲历的两个有关砚台作假的例子。
有一次，吴笠谷雕刻了一方“邓石如小像端砚”并刻有自己的名字款识，被一砚商买走。不久之后，一位在文博界小有名气的朋友请他鉴赏自己新买的一方砚台，看完之后他发现正是自己制作的那一方，但朋友却坚称这就是清代着名书画篆刻家邓石如的砚。再仔细一看，吴笠谷发现这方砚上自己的名字款识被人用刀铲掉，作旧之后被冒充“邓石如收藏的古砚”高价出售。
还有一次是他看见了一方清代的端石自然形虫蛀砚，没有铭款。后来在某个拍卖会上他再次见到了那方砚，通过对比砚的自然形状、雕刻图案以及形成石疵“虫蛀”的位置，可以判定就是原来那方砚无疑，但是砚背却落上了刘墉的款。原本是一方古砚，却被现代人作上了假铭文，然后以高价拍卖。
吴笠谷说现在市场上古砚的作假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难鉴别。因为古砚的辨别不仅要掌握各种砚材的差异、各个朝代的工艺特点等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对铭文的识别难度较大。铭文不同于书法，书法有笔力之分，铭文是刻出来的，造假相对容易。同时现代人的古典学养积累不足，很多收藏家在古文、书法、历史等方面的整体修养不够，他们对于铭文辨别的眼力还是有很多欠缺。
"国宝帮”三步曲之二：买假
有人作假就会有人买假，买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古玩文物的爱好者，他们收藏的目的是赏玩或者投资，但是由于资历尚浅，很难见到真品、上品，对充斥市场的赝品没有免疫力，没有比较，自然就眼力不够，容易以假为真，被动上当了。
还有一类人就是知假买假，借古玩文物乃至“国宝”之名进行炒作，比如先建立一个博物馆，再利用馆长的头衔暗地里进行“国宝”买卖，贩假售假。吴笠谷曾经见过河南某地一个着名的企业博物馆，所陈列的一百多方砚台据说都是“唐砚”、“汉晋砚”。多足、箕形，抄手等各种款式都有，砚材又多数是山东红丝石和河南洛阳等地的红石，雕工剔透，形体硕大，品相完整，而且砚背铭款全是汉唐名人，如刘秀、班固、王羲之、房玄龄、杜如晦、颜真卿、柳公权等等。而且众多名人砚还常是成双成对，一式两砚，铭文却又支离破碎，书法拙劣，文辞不通。吴笠谷一看就是“一眼假”，图案、款式、包浆都不对，很多都是臆造的。最重要的是，红丝石是到晚唐才出现的砚材，东汉到中唐以前的这些名人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材质的砚。
在馆长盛情邀请下，吴笠谷来到了馆长办公室，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十多个人在里面，他们是来买古砚的，馆长就顺势说起这些砚台背后的故事。他告诉吴笠谷这些砚原来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收藏的，徐世昌与馆长祖父的关系很好，后来徐世昌向馆长祖父借了一笔钱，还不上，就把这些古砚抵押给了馆长祖父。据史料记载，徐世昌的确在此地居住过;而且徐世昌也确实是个藏砚家，还有一本藏砚拓片集《归云楼砚谱》传世，但是砚谱上面所收入的砚跟这个博物馆所收藏的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吴笠谷说：“这件事虽然荒谬可笑，但却是不良古玩商的惯用套路，叫做‘讲故事’”。
"国宝帮”三步曲之三：卖假
卖假的人群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古玩商，一类是收藏家，第三类就是假收藏家。
吴笠谷说现在卖假的市场很繁荣，在很多古玩市场，赝品不仅比例大，而且卖得好。这些古玩商大多是卖过一些真东西的，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些假的当成真的来卖，甚至是当成国宝级别的文物来卖。因为真品的价值比较透明，暴利的空间不大。而无论再高仿的假文物，其成本还是很低，一旦卖出，一本万利。所以现在的大小“国宝帮”成员是四处撒网，愿者上钩，只要有一条大鱼上钩，便一夜暴富。
而第二类所谓的收藏家从本质上来说和古玩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对自己收藏的这些“国宝”进行形式多样的包装宣传，有的像前面所说的河南馆长一样‘讲故事’，其目的无外乎是利用假“国宝”以及以假“国宝”为主的博物馆为筹码来圈地乃至洗钱;还有的是拉专家开证书，目的是从银行套钱。就像之前的“金缕玉衣”闹剧一样，谢根荣搞了一个“根荣陈列馆”，然后专家集体鉴定把碎玉片串成的“金缕玉衣”定为罕世珍品，并给出24亿元的估价，谢根荣以此向银行抵押骗贷7亿元。
第三类假收藏家并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更多的是想要换取社会影响力、身份地位。就像河北冀州的冀宝斋民间博物馆，由二铺村支部书记王宗泉创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他根本不懂文物鉴赏，馆内藏品以元、明、清三朝官窑瓷器仿品为主，多数均为低仿和臆造品，但是在事件曝光之前该馆名气很大。
近些年之所以会出现卖假猖獗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重要因是文物鉴赏机制极其混乱，作为国家权威鉴定机构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不针对民间鉴定的，而一些文博单位专家出来“走穴”完全是以个人的名义，利益驱动，不少是拿红包开签定证书，何况其中滥竽充数的伪专家并不少见，比如近年几起着名的“国宝帮”闹剧都充斥着这类专家的身影。
“国宝帮”的危害性
吴笠谷进一步分析，认为“国宝帮”的出现不可避免，是现阶段市场上真品名品古玩文物日渐枯竭、古玩文物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规范、收藏群体整体鉴藏素养不高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互为因果的必然产物，但是同时它会给收藏市场、文物研究带来很大的危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会出现“逆淘汰”现象，劣币驱逐良币。
为此，吴笠谷还举了一个就近的例子：上个月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了一个号称“国家级”的“唐宋名砚展”，据该展的文字介绍，其宗旨是：“展出的这百余方传统制砚技艺的唐宋经典作品，让当代的制砚技艺传承人把唐风词韵的春花秋月永远铭刻在心里，以传统制砚技艺的分类传承保护‘形制’标准作为学术引领，唤醒历史之沉积，彰显工匠之奇珍，振兴传统之技艺!”但是，以吴笠谷近二十多年古砚收藏的实战经验来看，这批砚不仅包浆不自然，图案怪异，而且从工艺看明显是先用现代机雕然后用手工修饰的，甚至连现代机雕的痕迹还没有打磨干净……
把一堆赝品当作“唐宋经典作品”，来作为“传统制砚技艺的分类传承保护‘形制’标准”，这只能是种伪标准，让当代的制砚艺人学到的只能是伪传统，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混淆视听，误导当代制砚界走入歧途，对振兴传统技艺有百害而无一利!
同样的，邱季端捐赠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也与此相关。民间“国宝帮”比如河北冀宝斋声势再大，它也只有社会影响而不会改变学术格局，与邱季瑞捐赠文物的性质不同。北师大不同于民间古玩商贩、民办博物馆，它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高等学府，假如北师大按原计划以这批邱瓷为主体，建成“邱季瑞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而邱季瑞所捐赠的这批所谓“京师瓷”又正如舆论所质疑的全是赝品，那么这些赝品就成了标准器，成为一个假的标杆，人们会以假为真，不仅收藏的标准乱了，导致同类赝品在收藏品市场更加猖獗，为制假贩假者张目。我们做个假设：比如说，按邱季端自己的说法，他共收藏的古代名瓷多大二十万件，而捐给首师大的只是六千件，只是个零头。如果这六千件成了古代名瓷的真品标准器，那么可想而知，其余那十九万四千件的价值将是天文数字。
杜绝“国宝帮”在于建立相关问责机制
吴笠谷更认为，赝品“京师瓷”的危害不仅冲淡埋没真品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还会影响到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吴笠谷认为后者比前者危害更大。
吴笠谷说古玩收藏的目的、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除了艺术价值，更重要是这些古器物不仅是古代先民的艺术结晶，也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一个缩影，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物证。王国维提出的考古学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史料和文物相互印证，也就是以器证史。试想建成的北师大“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如果用的是赝品来作研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研究出的“中国古代文明”其学术成色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有鉴于首师大邱季瑞捐赠风波以及恭王府“非遗古砚展”疑团，吴笠谷最后呼吁：类似的官方或半官方博物馆捐赠藏品的入藏、高级别文博展览展品真伪的甄别，应该有官方权威而且具有公信力的文博机构参与鉴别选定，并且本着对文物应有的敬意、对历史负责的目的，完善对相关学术责任人的问责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