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话，那只是富人们的游戏，是祸害穷人的精神鸦片。历来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乱世英雄”，民国时期的张伯驹、文革时期的马未都，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例。都说文人祸国，编造此等鬼话又何止一处?有如“盛世修史”，谁读过盛世“修”出来的真实史籍?强说“真史”，顶多只不过是一部明星们骚首弄姿的“写真集”罢了。
尽管伟大的数理家阿基米德遗憾地没把最后一个圆圈画在黄河文明地，尽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标志物计算机也与我们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算术上低能。恰恰相反，数字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为每一个公民在不同时代的荣辱标尺。
千百年来，拥有田地、房屋等财富的数字大小，决定着中国人的生存地位，富者为贵做主子，贫者为贱当奴才;
新中国建立之初，决定人们生存命运的数字发生第一次反向运动——拥有财富的数字越大越反动，城市里的资本家、富商，农村里的富农、地主，均沦落为新中国的专政对象。反之，谁最穷谁最革命，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里的贫下中农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翻身当了新中国的主人;
几十年后，财富数字的政治含义再一次被逆向颠覆——“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万元户、亿元户，直至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豪，成为中国社会的新贵，他们用手里的钱承包了地位和荣耀，让那些世世代代渴望“均贫富”的农民与城市无业者眼睛里滴血、心里着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权比富。因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光宗耀祖，只要有了钱就能够过上城里人一样奢华的生活。为此，身无分文的农村无产者们为了让儿子风风光光地娶门好媳妇传宗接代，为了使自己的房屋层高不输邻家的风水，为了成为光荣的“万元户”，只有弃义图财，舍命一搏去从事各种冒险活动，管它黑猫白猫，什么行当来钱快就义无反顾地去干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国拍卖公司，为中国千千万万致富无门的普罗大众打开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着城里人争先恐后地四出淘宝。由此，一轮空前旷世的全民收藏热迅速在城乡蔓延，给一些温饱堪忧的农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为了满足城里人没完没了的淘宝热，也为了满足自己发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坟盗墓、制假卖假，从祖宗的坟墓里或玩弄城里人的智能游戏中，去攫取改变命运的第一桶金。只要没进班房，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不幸的是，他们用零成本去与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却真真切切地让中国社会整体去为之买单。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佐证：
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众(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偏多。民间说此数据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按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在记者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典型案例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第七章相关内容);
近30年，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笔者根据民间收藏数字保守推算;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被盗古墓20万座;民间普遍认为：远远不止;考古工作者则强调：“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
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国营)博物馆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的馆藏。
时至今日，中国境内文物市场整体违法，占人口总数0.5%以上的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业欺诈罪(全国现有各类古玩市场3000多处，商铺近100万家，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人数约200万以上。记者调查证实：绝大部分市场的经营项目除开赝品就是“三盗”文物，交易双方均触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假卖假者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后面，还隐藏有什么社会隐情吗?我们不妨继续探寻。
这一轮敛古搏富的全民收藏运动，到底让谁发财了、致富了?
我曾向许多专家学者请教过这个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农民发财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实现对富人们的财富再分配!”
那部分以身试法的农民们果真致富了吗?我调查发现，除极少数动手早、运气好的人挣了大票子，成为农村新贵之外，一些靠盗墓、制假为生而又没有后台保护伞的农民，有的被判刑入狱，一点可怜的家产也被罚没。有的就算侥幸逃脱法律制裁，顶多也就填饱了肚子、盖了间房子、生了个儿子，而这些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还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普通收藏者上当受骗、倾家荡产的痛苦之上。
那么，这几十年收藏市场上的巨额资金究竟流进了谁的口袋里呢?这一轮起势于改革初期的全民收藏运动，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为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这两类人趸藏的物品无论真假，也无论出处，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行霸市、赚取暴利的筹码。因为他们借助用金钱或权力建立起来的“绝对威望”，垄断了文物、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上的话语权，只需将自己的藏品进行二次包装后送上大拍卖场，便能够创造出农民们想都不敢想的巨额暴利——农民们几百、几千元钱卖给他们的真假文物，到了他们手里，便可以拍出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资本与权力的力量!
全民收藏究竟给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带来了什么?
从物质层面上看，持续近30年的全民收藏运动，是一场招摇文化反文化、披挂传统反传统的“金钱秀”，它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文物资源危机。前几天，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跟我交谈时说：“亿民炒古玩，历史文物全玩完!”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况”实景。由于游戏参与者的贪婪，我们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地下文化宝藏被盗掘殆尽，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间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频繁、原始信息丢失，导致这些文物真假莫辨、无据可考，几乎全部变成时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系的纯工艺品，丧失了应有的历史研究价值。许多珍贵文物甚至在交易过程中破损毁坏，带着它们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可供人类解读自身的密码，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精神层面上看，经过这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人好古藏古的传统文化志趣和收藏品味，已被现代文物投机者的满身“铜臭气”严重浸淫，收藏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投资项目，伴之而来的知法犯法、投机诈骗盛行于市，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