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文化层面上看，全民收藏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化轨道。
溯本清源，中国人的收藏习惯始于新石器时期，向下延续数千年之久，主要经历过神(巫)权文化、王权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个收藏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些疑似巫师或部落首领的墓穴里，呈放着许多死者生前喜爱的陪葬品，如红山、良渚、龙山、齐家等文化时期的玉器，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那些精美的藏品从造型到纹饰，无不体现出拥有者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敬仰，我们至今还能通过那些神器感悟到我们原始先祖们庄严的文化志趣;
从商周奴隶主与秦汉帝王将相的墓穴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则让我们在天地人神等文化传承物之外，又看到了一种新出现的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子——陪葬品的种类、器型、大小、纹饰、数量，等等，成为当朝收藏者权力爵位的象征，也给后世收藏者留下思辨历史的无限空间;
从宋代开始，随着出版物和书院的增多，文化普及面增宽，文人墨客大量涌现，故六朝字画、当代名人墨宝以及文房用具，皆成为士大夫和其他儒雅之士竞相追逐的收藏品，此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至甚，可谓是数代风流收藏事，皆为修性兼养身!
到了晚清、民国，虽说世道不济、民不聊生，一些达官贵族和破落大户人家会变卖一些家传藏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零星出现少量古董市场和专业古董商，但收藏者依旧还是一些视古如命的高端文化人群。有些文人志士纵使家道衰败、衣食堪忧，仍旧守身如玉，卖衣卖房不卖古董，足见藏者情操与志向之高尚。庞元济、吴湖帆、张伯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尽管以上各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收藏品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志趣不尽相似，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收藏者都保持着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即便新石器时期的始祖也是如此。唯独这一次全民收藏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古玩市场上，几乎只见得到上家与下家，找不着几个真正的收藏家。
是谁忽悠了亿万收藏大众?
2010年，在各大拍卖公司秋拍火爆收官，众多媒体大呼小叫“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之时，笔者却于料峭寒风中听到了另外一个庞大的人群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中国民间收藏者横店宣言》、《中国民间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继高调发布——此前作为文物艺术品市场主体存在的亿万收藏大众，从财富春秋大梦中醒来后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资本的富豪们一脚踢出主流艺术品市场之外，几十年耗尽心血收集的藏品，变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烫手山芋，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投资尽然血本无归!于是，他们愤怒了，开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绝望，或迁怒于文物专家，骂他们是“砖家”、“骗子”，识不得自家的古珍国宝!或迁怒于政府，谴责有关当局是“大忽悠”，只开放文物市场，却从来没有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权与交易权!
由此可见，所谓“藏宝于民”，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收藏者而言，都是一面自欺欺人的空镜子。对民方，你说你家藏百宝，那是自作多情，谁承认?专家说你那些国宝全是赝品!你给自己带上“为国藏宝”的高帽子，《文物法》只能授予你“非法收藏”的光荣称号。残酷吧?不要说合理不合理，这就是现实!对官方来说，你开放文物市场却无能管理，你赞成“藏宝于民”却无法辨伪存真，你放任全民收藏却不能让他们的藏品合法化，能不挨骂?能不驮埋怨?
究竟谁是骗子?谁是大忽悠?当然不是卖文物仿品的农民，更不是千千万万血本无归的普通收藏者。从“谁最穷谁革命”到“谁先富谁光荣”，一次次“数字革命”让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成为社会轮盘上的骰子，随着执盘者的意志起落沉浮。特别在文化落后、教育资源匮缺的广大农村，让温饱存忧的农民去领会“义当富贵则富贵，义当贫贱则贫贱”(朱熹《论语集注大全》)的圣人古训，显然多半是矫情。再说，又有谁真正在乎他们是否能用某种明晰的文化意识去掌控自己的行为与命运呢?
有人说，假若中国没有出现拍卖公司，也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也有人说，即便有拍卖公司出现，没有大面积无序开放古玩市场，也不会发展到全民收藏;还有人说，即便开放了古董市场，假若始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也不会导致今天这种覆水难收的尴尬局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于事无补。
历史是什么?是一场谁也无法更改与订正的时空游戏。一如今天的你我，即便身着西装、手持Iphone穿越远古，照样只能去茹毛饮血、摇尾传情。即便早已预览明天的悲剧，现在该干什么蠢事还会义无反顾地去干——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它意味着适时的诱惑无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