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解的是：专家与专家的意见相左，本来也属于正常的学术现象，可以公开讨论、争议，哪来的“阴谋”之说？更没有必要背靠背、通过徒弟们大打口水战。再说，既然目前还没有人能拿出一份数据充分、切合实际的元青花鉴定标准，双方为什么不能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取长补短呢？
记者曾就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这一结论的出处进行过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说法源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1993——1996年，蒋女士在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元代青花瓷现在所知的存世只有300件。好的、重要的瓷器都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国外。”
尽管蒋女士的这一段话只是一次个人考察意见，但多年以来，却一直被国内舆论广为引用。而且，其中“现在所知的只有300件”一语，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
记者以为，古往今来，什么文字案、文字狱，似乎从来就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尤其是一些玩文好事的没落士人，更凸显有这方面的嗜好和恶癖。可是岔开来讲，中国文博界有些文字游戏也太有标新立异之意味，特别是某些专家们，对某些数字似乎情有独钟。就说这“300”吧——元青花，“只有300件”；宋代汝瓷，“只有300件”；红山玉器，“只有300件”……如此种种，要说是巧合，重合数太多。要说是刻意，在我国各民族的迷信字典里头，似乎也找不出“300”是吉利数字的依据。那又为什么凡是有价值的文物只有300件呢？真是令人百思难得其解！
跳出圈子，冷眼旁观国内元青花专家们的“有派”与“无派”之争，说得嬉皮一点很小儿科，因为少有历史常识与逻辑知识的人都明白：对于任何事物的一次性个体调查，绝无可能成为对该种事物的最终属性认定。平心而论，无论从时间与空间上考量，蒋博士的调查结论都不能作为对元青花存在形式的“盖棺定论”。道理很简单，历史的事理存在于文字记忆中，而历史的物理却只能产生于对历史遗物的不断发掘过程之后。
事实如此，就在蒋女士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现还会继续。所以记者认为，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元青花的“国都”永远都在CHINA,而不会是在别的什么国家。
记者曾多次接触过两派专家的领军人物，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或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放弃许多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不去研究，长期围绕着一个幼稚的命题，乐此不疲地进行“攻城”与“守城”之战，不禁心存疑惑：难道紫禁城内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件”？而紫禁城外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满城尽是元青花”？
不客气地说，倘若往深里追究，对于“有无”两派专家这一场口水战，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个人因素：“有派”身后的利益群体、“无派”身前的既得名誉，都是显摆在桌面上的事。
不可否认，在文物鉴定的问题上，故宫的专家们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来自自身职责的压力。作为紫禁城的“守门人”，往大里说，他们是中国文物的守护者，他们必须高度保持国家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可读性，既要尽最大可能的收藏并解读不断出现的文物精品，不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各种方式流失，又不能让假的、似是而非的赝品混入国家文物宝库，以保持历史文化的纯洁性；
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随着收藏热的升温，通过盗墓、海捞、民间收购、国外买进的文物大量涌现。同时，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高科技含量的赝品也成批量充斥市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为了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广大收藏爱好者希望借助文物鉴定专家的“法眼”帮他们“长眼”、把关。像元青花这一类的天价藏品，无论站在经济利益还是收藏成就感的角度上，大家更是希望得到最高权威的认定。这样一来，不管紫禁城里的专家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无以替代地成为文物收藏和文物市场的一个重要瓶颈。说得直白一点，许多人都把利益与荣誉之“宝”，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yes or no”，都会强烈地刺激这些人的神经中枢。
正因为如此，紫禁城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平日里多半呆在宫内四门不出，在学生们的协助下著书立说，谢绝一切来自民间的鉴宝邀请，你给多少钱都不会去惹是非，即便是拍卖公司发出邀请，他们同样不买账。记者曾试着突然袭击，拎了藏品直接找到一位在国内最负盛名的老专家，请他给看看。老人家不着言语，慈颜相向，就如同当年佛祖在灵山面对弟子“拈花一笑”，大有让“你自个儿参禅去”之深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