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富豪在拍场上壮举，苏富比亚太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先生向记者讲述过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在一次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一位山西买家办理了电话委托，竞拍一幅古画。拍卖开始后，我亲自拨通委托人的电话，及时把现场的报价告诉他，并替他报价。开拍后，报价步步升高，500万、550万、580万……这时，电话里传来山西买家不耐烦的声音，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直接报1000万吧！’我刚照他的意思脱口而出，马上又害怕自己听错了，因为拍卖时一般都会循序渐进，很少像这样4、5百万一次的加价。于是，我又重新问了他一遍：‘您确定是1000万吗？’对方回答：‘对，快点拍下来吧，别啰嗦！’得到确认后，仍然有人跟进：‘1100万、1200万……’我不断地把最新报价转告给他。这时，电话里那个山西客户更不耐烦了，大声嚷嚷：‘快点吧，2000万、2000万，麻烦死了，我正和人吃饭呢！’一句话，又加了800万！最后只花了两分钟不到，几千万的交易就顺利完成了！”
此后，程寿康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山西富豪大加赞赏。他说：“有人认为山西人炫富摆阔乱出价，作为行家，我认为山西买家很聪明，有文化、也很懂行，对拍品的出价并不离谱，收藏目的也很专一……”
程寿康先生对山西客户的评价是捧是实、是诈是诳，尚不得而知，作为一名拍卖行的高官，在商言商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较广东人将收藏当作小商品经营式的现买现卖、江浙富豪把收藏顶替投资式的大手笔投机，“山西军团”的收藏的确显得别有一番特色与情调。
首先，在记者看来，山西富豪的收藏目的不似前两者那么单一与直白——就是为了赚钱。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有一些晋中富豪由于先天不足、文化缺失，出于精神代偿的下意识，他们不自觉地有“文化崇拜”倾向。这部分富豪比较乐意购买一些历史悠久、有较多文化含量的文物，如六朝石雕、元明金属佛像、宋元字画等；还有一部分富豪，文化层次有高有低，但是都受到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在收藏文化上则更偏重于选择“皇权崇拜”，他们经常会不惜千金，去海外竞买一些历代皇帝的御用器物。如有一位企业董事长，就曾先后斥资数亿，买回五六枚清代皇帝用过的玉玺，以及皇冠和龙袍；
其次，在收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山西富豪似乎比江浙、广东老板多加了一层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不少山西富豪坦言：“钱再多买不到好名声，花一半家产摘掉煤老板的黑帽子也合算！”如一位依靠煤炭起家，现在名片上印有多家文化公司董事长头衔的富豪收藏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在外面都不太想说我是山西人，因为一提山西的有钱人，就是煤老板，形象很差。我收藏的文物，全都是很有文化品位的东西……”还有一位家藏数百尊古代珍稀佛像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山西富豪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让这么多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深藏不露，就是怕被外界扣上煤老板的帽子，因为在外界人的眼里，山西的有钱人都是煤老板。我不是煤老板，我是教师出身的企业家，我的收藏资金也不是挖煤赚的……我收藏佛像纯粹是因为个人文化爱好！”
当然，有了以上几个事例，并不能说明山西富豪的收藏活动就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出于精神需要，更不待说那些“精神需求”有多么贴近文物收藏的审美价值。据记者调查，山西富豪收藏国宝，其实也不像业内人士所描述的那样“只进不出、只买不卖”。2002年左右，山西一藏家出资200多万元，从国外拍回一幅明末画家陈老莲《花鸟》十册页画作。捂了两年后，该册页又重新出现在一次大型拍卖会上，拍出2860万元天价，赚了十几倍；还有一位藏家在2004年从海外拍回一只宋代汝窑天青釉瓶子，仅仅1年后，这件存世量稀少的珍贵文物，又被主人以3倍的价格悄无声息地卖出了国境。
不仅如此，还有一部分富豪只是把自己的收藏物当作金钱代用品，用以行贿高官或取悦女人。这部分人的投资风格是花不多的钱购买一些三四流的“时尚古董”，用作不正当的官场和情场上的交易。如：买一些真假难辨的晚清遗珍去满足贪官、二奶们的“国宝欲”。买一些古代地方名士的字画或仿品，用来装潢自家门面，或取悦一些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的“雅贪”。
看起来，山西富豪的深藏不露并不似外界传闻那般出于“文化低调”与矜持，而是各有一番苦衷在心头。山西富豪的收藏之道也并非业内人士所言那般纯粹与重义，只不过江湖各异，南北富豪所用的取利秘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