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终于来了”！
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吧，不同地域的媒体往往对于相同的历史事件，各有各的写法与评述，尤其是对于中国人的一举一动更是如此，西方媒体总是会有他们的“独到见解”。但是唯独在中国富豪海外夺宝这件事上，却“公鸡下蛋”了。就在众多国内媒体为中国富豪在海外拍场频频告捷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也纷纷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大声“喝彩”，对此作出了“欢欣鼓舞”的深度评述。
2007年元旦刚过，一家英国报纸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篇新年评论文章，标题为：“义和团终于来了！”语气中似乎充满了期待与赞许。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义和团”是中国清代晚期出现的一个内抗清廷，外抗英、法、日等侵略者的民间组织，它曾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奋起抗战，杀长毛、护家园，一度曾被当时入侵中国的外国人视为“恐怖组织”。所以，在西方人的历史语汇中，义和团是“中国暴民”的代名词。既然如此，这家报纸的评论文章又因何要口出诳语呢？记者将其中两段文字译成中文，读者一看尽知：
“……1949年以前，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是一个可供外国联军大摆庆功酒会的宴席。1949年以后，中国则成了一个狂妄自大的穷光蛋。可是到了20世纪末以后，情况似乎突然发生了逆转：当西方的经济帝国在落日下变得昏暗时，中国人却像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了一头可怕的‘东方醒狮’！强有力的政治改革推动了经济机器的高速运转，最初在中国农村出现的‘万元户’变成了城市里面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豪。中国南方的‘炒房团’、北方的‘煤老板’，尽管他们谁也没拿到过西方发达国家承认的MBA学历，可是他们却有着惊人的财富智慧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这家报纸还对拍卖场上的富豪游戏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中国人富有了，西方人不再喋喋不休地重复冷战时期的言论，并且争先恐后地向中国人敞开大门。如何引导他们进入西方经济圈，成为许多西方人的梦想和诉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伦敦、在纽约、在巴黎、在香港，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一手拿着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纳高等西方拍卖行的华丽请柬，一手带着坚挺的人民币，走进了世界一流的拍卖场。这些中国的新贵见到祖宗的宝贝就‘抢’，不惜血本、所向披靡，就算是西方财力雄厚的老资格古董商，也往往跟他们打不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另有一家法国报纸刊文：“……100年前，当我们的军队向北京的清朝皇宫挺进时，中国的‘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曾经让法国将军们头痛万分。没想到100年后，中国的‘富豪义和团’手持亿万人民币杀上欧美拍卖场，他们不但给西方古董商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福音，也拯救了一批当年的八国联军后裔——那些拥有中国战利品的‘新穷人阶级’……”
可惜的是，西方媒体报道中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并没有被国人领悟，一是因为大部分当事人看不到、读不懂外文报刊，二是看得懂的局外人也不会再去重复那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类的冷战词汇。于是，在一边倒的舆论造势下，一场由浙江商人发起的富豪收藏热在中国大陆风起云涌、顿入狂境。继浙江军团出师大捷后，山西军团、广东军团、福建军团、东北军团迅速揭竿而起，纷纷远渡重洋，开始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声势最广、人数最多、耗时最长、投资最大的海外夺宝运动。
由于中国富豪不惜血本的出境抢购，海外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迅速高涨，像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拍卖公司，成交几百万元一件的中国古董如同家常便饭，成交几千万一件的拍品屡见不鲜，就是上亿成交的单数也不再是稀罕事，甚至可以作为游戏来表演。
2006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女士以1.60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下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成交价比最高估价多出7000多万港元，创下亚洲拍卖会历史上最高成交价。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件天价拍品的原拥有者正是张永珍女士的胞兄——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亿万元“兄妹交易”，引起了众多人的丰富猜想，其中也不乏有“虚抬价格”的微词，只不过因为两位故事的主人翁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财富大亨和收藏大佬，所以更多人愿意用“会心一笑”作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了；
除开超级富豪在顶尖级拍卖行拼抢天价古董之外，在中国内地，更多的大富豪和中小富翁还另辟蹊径，组织“专项海外淘宝团”、“旅游淘宝团”等，深入当年入侵中国、抢掠文物的“八国联军”的组成国，以及近几十年走私中国文物比较猖獗的一些国家，通过民间流通的方式，去抢购历年来从我国非法出境的文物和古董。这一部分交易虽说单件成交额不如拍卖价格高，但是其累计数仍十分惊人。仅以几例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