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纳高成功拍卖中国文物以后，这两家公司调整战略重点，把目光盯住中国和亚洲市场，迅速走出了经济深渊。2002-2003年，是苏富比与佳士得接受伦敦审判后生死攸关的两年，部分西方古典油画的价格复苏和由于中国买主热情参入所导致的中国艺术品持续升温，成为支撑这两家拍卖行起死回生的重要两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这两家公司始料不及地拍卖了价值 59 亿美元的艺术品，成交量较2001年增长了168%。对此，佳士得美国业务总裁马克o波特(Marc Porter)惊喜地说：“市场发展得如此之快，大大出乎了我们的预料……每件作品的拍卖都创下了新的记录！”
随着中国艺术品交易额的逐步放大，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也飞速增长。到2007年，苏富比的总成交额达到53.3亿美元，该公司的股票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飚高61.4美元。被中国人称为“无赖”的佳士得公司更是以一桩接一桩的不良拍卖，首次超越了苏富比，成交总额创下了63亿美元的天量。
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在纽约拍卖会上，连华尔街落难金融巨头雷曼兄弟的顶级收藏珍品都遭遇到流拍。可是，借势中国经济上的“一枝独秀”，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却依旧“春意融融”，仅一次春拍，这哥俩就喜笑颜开地分别将17.4亿港元和22.84亿港元稳收囊中，分别创下两家公司成立以来的单季拍卖最高战绩。对此，苏富比亚太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心怀感恩地说：“我们现在30%的业务来源于中国，所以我们的员工不但要懂中文，还要懂中国，否则，无论他们毕业于哪个国际名牌大学我们也不要！”
是谁拯救了苏富比和佳士得？当然，记者还不至于冲动到将我们出海“义拍”的同胞视作两家拍卖公司的唯一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初，在这两艘国际航母将要沉没之际，中国人充当了重要的“救生员”。
“义和团终于来了！”西方古董商这一声惊呼，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诡谲与期待……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拍士”更愿意自诩为“抢救国宝”的“义勇军”，而不是同室操戈、争夺国宝的“义和团”。但是对于西方人说来，要准确理解“义勇军”和“义和团”这两者的区别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欧洲人的词典当中压根儿就很难找得到有准确注释的“义”字，他们更无从知道这个奇怪的方块字，不但跟中国文物有关、跟中国人有关，而且它还影响了中国人一部两千多年的帝国兴衰史。而对于苏富比和佳士得来讲，理解这一切就简单多了——“义和团”也好，“义勇军”也罢，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拍卖活动来表达各自所需的一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