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护法》能保护“文物私生子”吗？
记者曾就以上几个真实的案例，向多位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征询主张。受访对象对于“文物私生子”主体属性的认定几乎没有分歧，大家一致认为：不管那些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私生子”是什么“出身”，它们自身并不带有任何“原罪”，都是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都承载着记录和传递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信息的重任，必须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呵护与尊重。但是，在如何“收养”、怎样保护的问题上，意见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有人非常生动地说：“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文物，其实最需要保护的对象正是一大批被‘三盗’分子(盗墓、盗捞、盗窃)生产出来的‘文物私生子’。因为国家考古队挖掘的文物都进了博物馆，成为‘公仔’，公爹公娘疼爱有加、重点呵护。而可悲的是那些一出世就成为流浪儿的‘文物私生子’，它们却一直被视做‘赃物’，受到法律法规的追杀、社会的歧视和专家们的排斥，没有户口、没有名分，甚至没有安全感。有许多珍奇宝物由于得不到各方面的承认，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自毁家门。所以，国家要认领那些‘文物私生子’，首先就要为它们正名，给出路，只有通过允许它们上市场，才能找到它们、发现它们，否则连面都见不着，还奢谈什么保护？”
国家文化部市场发展中心艺术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北大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教授认为：“盗掘文物者是违法的，但盗掘出的文物是无辜的，对于在错误情况下出土的文物，我们不能再错误地把它打倒、限制，这样文物只能面临走私、黑市交易或被破坏的命运。只有因势利导，给文物一个合法的流通平台，非法出境自然就会减少……”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说：“要想保护文物，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应当给予发现者接近于市场价的奖励。哪怕是低于市场价，这个东西市场上值几十万，国外给几百万，国家给几万，他也愿意给国家。农民很容易满足，只要能变现，给些钱就够了。而且交给国家还没有风险，农民都愿意……只有完善法律规定，鼓励发现者上交文物，给予与市场等值的奖励，才能避免文物大量流失。像现在这样堵是堵不住的，只要有利益，就有贩卖，有公职人员参与其中也不足为奇，谁都架不住这个(钱)呀！(不这样做)造成损失的是国家利益！”
许新国先生的说法，得到了业界部分人士的认同。中国收藏家协会民族艺术品收藏委员会秘书长孙欣公开表示：“民间收藏得不到认可，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文物法》规定地下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其实，大部分的文物都没有真正归国家所有，老百姓手里的文物基本是出土的。老百姓手里的文物那么多，国家要全部收上来，要建多少馆？要花多少钱？现在藏宝于民，由民间来保护，难道不好吗？ 藏家有藏品，很多企业家有需求，市场却不繁荣，这是体制问题。建立交易平台，建立鉴定机构，建立风险抵押体制，修改文物法，这都是政府需要去做的事情。”
上述观点，也受到了部分文物理论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有人斥之为“公开为盗墓者正名”、“倘若照此办理，为了经济利益，农民会如同上山挖草药卖一样去掘坟盗墓，地下文物将遭受空前的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理论家谢辰生老人，对开放出土文物市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作为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谢老有着强烈的文物保护情结，自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国家文物局从事文物理论工作，在有关文物大政的问题上，谢老多次单打独斗、力排众议，公开与一些有损文物保护的言论和决策大唱反调，甚至直接向中共中央几任最高领导人谏言献策，直抒己见。如今，虽然谢老早已退休，未担纲文物局实质性的工作，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年近九旬高龄，拖着重疾之身，出席各类有关会议，为日渐恶化的文物资源环境四处奔走、呐喊。2009年6月，谢辰生先生因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上旬，记者在北京安贞里一间狭小的破旧居室里采访了谢辰生老人。一见面，谢老就高兴地告诉我，10天前他在哈尔滨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和代表们一同起草、公开发表了两份文件——《关于加大对行政违法、破坏文物案件查处力度的呼吁书》和《关于加大对盗掘古墓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的呼吁书》。接着，谢老向记者表达了自己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市场出现的乱象痛心疾首，对屡禁不止的盗墓和文物走私等危及中国文物资源的现象忧心忡忡。尽管刚从医院做过治疗回家，谢老仍然不失“文物斗士”的锋芒。他明确表示：“中国文物市场乱象丛生，潘家园、古玩城之类起了相当坏的示范作用。文物黑市买卖，进一步刺激了盗墓等犯罪行为日益加剧，无论有多大的道理，如果国家允许那些‘赃物’进入市场流通，那不是真正保护文物，无异于饮鸩止渴！”谢老还主张：要严肃整顿各类文物市场，进一步加大对盗墓、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杜绝非法买卖出土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