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万历末年以来，梅、兰、竹、菊并称，以“花中四君子”而驰名天下。早在宋元时期，中国花鸟画即喜以竹、梅为题材，配之以松，人称“岁寒三友”。元朝画家梅花道人吴震在“三友”之外补画兰花，名之“四友图”。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集雅斋主人新安黄凤池舍松而引菊，辑成《梅兰竹菊四谱》，准备作为学画的范本刊刻流布。他的好朋友，明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华亭陈继儒在这本画谱上题签“四君”，借以标榜君子之清高节操。此后，梅兰竹菊“四君子”之称不胫而走。直至清代《芥子园画谱》专列兰、竹、梅、菊四谱刊行于世，四君子之说渐趋定型并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梅兰竹菊以其清雅淡薄的品质，拔俗、正直、虚心、纯洁等内在意蕴而成为古今文人雅士笔端绢帛上之物，也成为陶瓷艺术家经常书写之题材。
梅花因其傲骨、凌寒的品格，被列为“四君子”之首。以陶瓷为载体的画梅作品中，浅绛始祖，御窑大师程门，1879年浅绛彩《梅雀阁》花鸟图瓷板，开创梅画的一代先河。新彩奠基人之一的潘陶宇的《双鹊红梅》粉彩圆形瓷板画，一对山雀紧紧相依，梅花以红色染花瓣，黄色点花芯，虚实疏密，笔法透逸，清新艳丽。从此，瓷上梅花画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梅花千姿百态， 瓷上梅画丰富多彩。珠山八友王琦、邓碧珊、何许人、毕伯涛等人合作的《暗香疏影》、汪野亭先生粉彩瓷板画《梅花通晓梦》、刘雨岑先生《介眉寿图》瓷板画、毕伯涛《咏梅图》。陶瓷美术家章鉴先生的粉彩枇杷瓶《锦鸡梅》、粉彩高白釉《梅花小鸟》， 陶瓷学院著名老教授胡献雅先生《梅花》釉上彩瓷盘、《迎春图》，熊钢如的青花釉里红《红梅》瓷瓶，涂序生的粉彩《梅妻鹤子》、王淑凝斗花斗彩《白梅寿带》……梅花不仅在画上丰富多彩，在装饰上也是千姿百态。
田鹤仙粉彩《清香图》瓷板
当代梅苑“三圣”引领群芳。在众多的梅花画家中要数田鹤仙、王鹤亭、张松茂三位大师。宋•陆游咏梅的诗：“与梅同谱又同时，我为评香似更奇。痛饮便判千日醉，轻狂顿减十年衰。”“一花香十里”，大师的梅花深深地影响着陶瓷艺坛。
兰花是“花中君子”，尤其在文人画中也是最受欢迎的描绘题材，陶瓷艺术作品中的兰花图中不少作品吸收了古代、近代画兰花高手，如赵孟坚、文徵明、徐渭、郑板桥、吴昌硕等的笔墨形式和表现手法。
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作品《小菖兰》，作品淡雅别致，抱朴含真，为陈老的抒怀之作。作品以兰喻君子之德，以淡彩画叶，重彩画花。兰叶的线条健美俊秀，富于变化，以粗细变化、条条相互交织的线分割画面，形成大小不一却都很讲究的形状。整件作品宁静且韵味别致，使人见之如同在品尝一杯清茶，沁人心脾。
徐仲南粉彩《潇湘烟雨》瓷板
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雅、纯洁、虚怀、守节的象征，自古以来，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文化精神以及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追溯其历史，早在《诗经》时代，便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记载，它歌咏了绿竹之盛，君子之美德。东坡先生也曾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瓷画艺术中以竹为题材的佳作也不少，如“珠山八友”中的徐仲南，他“乱而不乱，齐而不齐”的独特的徐氏画竹法，竹干、竹枝，笔道墨韵利落有力，苍劲挺拔，气脉连贯，节节有韵。
清同治 “体和殿制”款青花折枝菊纹长方花盆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成为菊花凌霜不屈精神的最佳写照。清代菊花折枝的运用十分广泛。清陈浏《陶雅》谈到：“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九月菊花。诗云：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香”。
文人画对瓷画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开瓷上文人画之先河的是名噪大江南北的新安画派名画家程门。程门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在景德镇用本门技法以浅绛彩在瓷上作文人画，以表达“追求生命意义的体验”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崭新绘画方式，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开辟了新章。瓷上文人画后来被民国时期的新粉彩创始人汪晓棠及“珠山八友”等一大批优秀新粉彩画师推上巅峰，至今仍是瓷画艺术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