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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梅瓶功能转变史






[日期:2012-02-28]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字体: ]

明代的梅瓶以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时期带“赏赐”铭的白釉梅瓶为最早,传世实物当首推永乐白釉青花“内府”铭带盖梅瓶。尤其是现藏日本安宅博物馆的永乐“内府”铭梅瓶,在铭文内容、体例上更是和北京后英房元代遗址与河北赤城县出土的白釉“内府”铭梅瓶、河北观台磁州窑遗址出土的“内府”铭黑釉梅瓶等如出一辙,这种一致当是该类“内府”用梅瓶从元到明在用途与性质上无大变化的标识,可见明代的梅瓶在官府界定的范围内仍是盛酒之器。

成书于元明之际的《碎金》一书(作者佚名,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本)“家生篇三十二”载,酒器有“樽、、木累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榴、酒经、急需、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大白”之属,酒经罗列其间。“酒经”一名的继续使用即标志着被宋人称为“酒经”或“经瓶”的梅瓶到元末明初仍然存在被使用着。

《大明会典》卷194《工部十四》“窑业·陶器”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一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真定府曲阳县,酒缸一百一十七只、十瓶坛四千二百七十四个、七瓶坛六千一百个、五瓶坛六千二百四十个、酒瓶一千三四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这段记载不仅明确记载负担为政府烧制缸、瓶、坛的具体地点是钧州、磁州、真定三地,更重要的是此间“酒缸”、“坛”、“酒瓶”三者并列和以瓶为计量单位的称坛方法,至少又让我们知道以下三条极为重要的信息:其一是明代官方文献记盛酒之瓶时已改称“瓶”或“酒瓶”,这当是供盛酒用的瓶子在明代的本名;其二是“酒瓶”已是一种共认的标准计量单位,它的形制、大小理应基本固定;其三是当时的酒坛还存在所谓“十瓶坛”、“七瓶坛”与“五瓶坛”的大小差别。

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1月影印的、反映明代都市生活的小说全本《金瓶梅词话》(以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之明万历丁己刊行本为底本并补以明崇祯本)第六回、第九回插图的酒肆内多并列有带盖的梅瓶,第三十四回之插图更见有一侍童杯抱一带盖梅瓶,正文记之曰“又提了一坛金华酒进去”,文图相对,可知这种被今人称为梅瓶的瓶子在明代仍具盛酒的作用,同书则称之为“坛子”。由于此处称是类瓶子为坛,所以弄清坛与瓶子的差别对我们的研究已至关重要:是年书称梅瓶为坛除上引第三十四回外,他处也有踪迹可寻,第四十七回有云“且说十九日,苗青打点了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约掌灯已后时分,抬送到西门庆门首”,从该回的插图看被用来装饰子的四个酒坛也同样是带盖的四个大梅瓶。

按:一瓶能装250两白银,其体量应大小,转而盛酒,似也不止装一斗;另,既能装银子,瓶口便绝非环口、小颈,其体量、造型均当和宋元时期的“经瓶”不同。又传世实物所见,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吉日造,高甜香米酒壹谭春”铭白地黑花罐、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藏“隆庆陆年(1572年)贰月吉日造,东阳香甜好高酒壹坛”铭白地黑花罐,皆敛口、弧肩、圆鼓腹、平底,造型上也和我们说的梅瓶有别。如此,诸图所见摆在地上的这类体量较大的盛酒之物,在制度上当如“隆庆五年”和“隆庆陆年”铭酒坛,是名符其实的“坛”或“酒坛”,只不过加了盖子而已;至于其大小的不同,正是《大明会典》所记坛有容量大小之差别在实物所见制度上的表现。

要之,我们今天所说的梅瓶自宋而明一直是盛酒之器,其本名在宋、元叫“酒经”、“经瓶”,也讹称“京瓶”,元末明初仍称“酒经”,明代称“瓶”或“酒瓶”。

中国古代传统的花瓶

用瓶插花古已有之,且插花之器也颇考究。明张德谦《瓶花谱》(美术丛书本)“品瓶”条云唐以前专尚铜尊、、觚、壶,其后则多用瓷。有关花瓶的使用与造型,在考古所见的实物及图籍的材料中又以宋、金、元时期居多。

可定为花瓶的绝对可靠的图像与实物例证,在宋有甘肃镇原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雕砖墓雕砖内容所见供插花的花瓶一个,其造型为喇叭口、长颈、溜肩、鼓腹、下腹内束、喇叭形圈足。在金有安徽萧县白土窑址采集到的“皇统元年(1141年)”白釉残瓷瓶一件,瓶腹刻“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奉本寺”三行22字,瓶足横刻“时皇统元年三月二日造”一行10字,从残器看其造型则弧肩膀、鼓腹、下腹束收、喇叭形圈足以凸棱为饰;另河南焦作电厂发现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壁画墓西北壁壁画中绘有一插花花瓶,其形为长喇叭口呈五瓣状、长直颈、圆弧肩膀、鼓圆腹、下腹束收较急、大喇叭形圈子足。而同形制的、宋淳十一年(1251年)铭白地黑花长颈瓶一枚,现藏英国苏赛克斯大学,造型为花瓣状喇口、长直弧肩、圆鼓腹、下腹斜长并束收、矮圈足,肩腹部饰折枝花纹,是目前所知该类瓶中纪年最晚的一件。这些材料中不仅有插花用的实物图像,更有皇统元年白釉瓷瓶上的“花瓶”自铭,让我们确凿地知道这类造型的长颈瓶在当时原本就是供插花摆设用的。同时这几件实例的纪年时序不惟给我们提供了宋金时期花瓶的基本形制,进而也让我们知道至金这类花瓶的演变序列与规律:在形制上它们以喇叭口、长颈、鼓圆腹为特征,在演进序列上由一般的平喇叭口变成花瓣状喇叭口是其最明显处。如此,一条关于古代花瓶的线索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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