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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陶瓷的历史——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器






[日期:2012-05-19] 来源:《中国陶瓷·广东陶瓷》   作者:曾广亿 宋良壁 [字体: ]

    广东是祖国南大门,烧制陶瓷历史悠久,在国内陶瓷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韶关、曲江、连南、始兴、仁化、南雄、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子今、枚县、枚州、大埔、兴宁、平远、丰顺、汀海、潮州、潮安、揭阳、东莞、南海、佛山、三水、中山、新会、高鹤、陵水、廉江、高州、阳江、遂溪、高要、云浮、封开、郁南、广州、增城和番禺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和唐至明代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器造型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的发掘反映了广东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面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国的陶瓷工艺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主要是依据上述调查和发掘所得材料,并联系已发现的局部古遗址、古墓葬出土实物,对广东古陶瓷进行初步分析,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索。

    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二、三十处。据研究分析,这些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分布于英德、始兴、连山、罗定、封开、怀集、阳春、南海等县。其中英德青塘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划纹、粗砂陶片,均系手制,火候不高。这些陶片与打制石器共存。中期的遗址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和深圳小梅沙遗址为代表。陈桥村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圆底的釜、罐、钵,表面抹平,多划纹,还有用贝壳类压印的纹饰及绳纹、篮纹等,口滑或颈部往往涂赭红色宽带彩绘,富有地方特色。金兰寺下层出土的陶器,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片占3.9%,未见几何印纹,只有绳纹、篮纹和划纹。小梅沙遗址除出土夹砂粗黑陶和绳纹陶外还出土一件精美的《彩陶盘》,口径23.6厘米(附图一),其胎质为黄色细沙泥陶,陶土经过淘洗、手制,火候低,器表及足部经过打磨后再在其上涂一层暗红色陶衣,器外壁彩绘赭红色的仰覆钩形纹,器足绘水波纹和圆圈纹等。从其器形,陶质、制法、纹样等特点来看,它与广东东莞、增城、佛山和香港发现的彩陶碎片相一致,而与东南沿海江、浙、闽一带遗址所出的彩陶器相接近,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具有广东特点的产物,而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则有较明显的区别。

    晚期的遗址,以曲江石峡中、下层,增城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这个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几乎遍及全省各地。陶片堆积范围大,分布密集,制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较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地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陶器几何印纹已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编织纹、篮纹等。一般来说夹砂粗陶、泥质软陶和硬陶均拍印有纹饰,但也有素面无纹的。器形有陶鼎、陶鬶、贯耳壶、鸟形壶、圈足罐、凹底罐、高足豆等,其中石峡出土的陶鼎、陶鬶和贯耳壶与江西清江筑城下层、修水山背遗址及江西良渚文化的同类陶器相类似。据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区早期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本地区的特点又有与邻近的广西、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区同一时期的陶器有密切的关系。

    在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窑址有三处。一处是韶关走马岗,一处是连南猫头山,另一处是梅县凹峰里山。由于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其相对年代比金兰寺遗址中层和石峡中、下层为晚,前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后两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韶关走马岗窑,系一座横穴窑,该窑是在生土中挖成的,平面长约2.6米,分窑室、火膛、烟道三部分。窑壁涂有一层草泥土,经长期火烤变成坚硬的红烧土。窑室为一圆形竖穴,火膛在窑室的东部,呈一长筒形的管道,烧窑时火焰经过管道进入窑内。这座窑的特点是规模小,不设窑算,无窑顶,是一种升焰式穴窑,其窑温至高一般不超过1000度,窑内陶器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该窑烧造的陶器仅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夹砂粗陶胎呈黑色,纹饰不多,仅见方格纹,曲尺纹、篮纹、席纹等。泥质陶呈灰、红两色,各占一半左右。纹饰以方格纹、曲尺纹、篮纹为最多,但也有编织纹、圆圈纹、云雷纹和划纹。并在各种器物上饰以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缶、盘、鼎、豆和器座,也有不少短颈敞口、鼓腹圆底、卷口尊。这种尊和广东各地几何印纹软陶遗址中常见的尊的特征是一致的。上述陶器都是在无顶的穴窑中焙烧出来的,火候不高,手捏即碎,可知当时烧窑技术还有很大的原始性。

    连南猫头山窑址出土的遗物有生产工具、制陶工具和陶器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奔、石凿和敲击器;制陶工具有陶压锤和拍印花纹的方格纹陶拍。从陶片和残足推测,器形有罐、盆、鼎等。器表花纹有夔纹、篮纹、方格纹、回纹方格组合纹(有粗细之分)和弦纹。器形一般都很端正,厚薄均匀,造型比广东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遗址所采集到的稍为简单,也没有柄把一类的附件。陶器的颜色有红、灰、黑三种。在广东数以百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采集到的陶器胎质亦有红、灰、黑、褐等颜色。说明当时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气氛中,同时又在熏烟的情况下烧造出来的。

    梅县凹峰里山是一处烧印纹陶的圆穴窑址,共有窑三座,但已被毁坏,窑基及部分窑壁尚存,直径1.3至1.6米,投柴孔设在窑身下端,投柴孔之上及窑内壁均凹凸不平,推测其原来有一层窑箅,但已塌毁,原貌不明。这是一种升焰式圆穴窑。出土的陶器纹饰有夔纹、云雷纹、席纹、方格纹、篮纹和夔纹与双线方格组合纹。广东发现以夔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已有一百六十多处,这种纹饰很可能仿自中原的商周铜器而加以简化。

    西周窑仅在平远石正公社发掘了四座,结构基本一致。系一种圆穴窑,在生土中挖成,分窑室、窑箅、火膛、窑门四个部分。从火门进入为火膛,火膛之上是窑室,中间隔着很厚的窑箅。窑室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无顶,窑壁作弧形状。窑箅和窑壁用泥拌草涂抹和夯牢,经高度焙烧,极为坚硬。窑箅表面平坦,窑箅之下为火膛,其中四号窑室残高0.9米,宽1.5×1.8米。据推测,烧窑时窑顶可能用竹木或石板架成平顶,留出烟道后,其余地方用湿泥加以密封,烧成一窑器物后,再将窑顶揭开,再烧时则再搭上相同的平顶。该窑出土的陶器,以罐为最多,占69.97%,碗、碟占16.82%,壶、盂、盆、插座和陶压锤数量最少。这些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云雷纹、云雷与方格组合纹。素面陶也有,但数量不多。除印纹陶外,彩绘装饰也是这批陶器的重要特征。有点彩划彩两种,点彩一般以二、三点为一组,点于器腹或口沿上,点距不很均匀;划彩则以直线条纹(二至五条为一组)绘于印纹陶器腹环壁一周,也有绘于口沿的。彩绘颜色有黑、赭、棕红、暗绿等色,以黑色为主。该窑虽然系一种竖穴升焰窑,但其烧制的印纹陶和彩绘陶器,据石湾陶瓷研究所测定,火候一般在900至1200度左右,可见该窑比韶关走马岗窑进步,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烧成气氛性质方面,能偶尔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在饶平发掘的二十四座商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酱黄釉和酱黑釉陶器,器形有各种大口圆底尊、圈足盘、平底或圆底罐等,有些外壁印条纹、方格纹或在器肩刻划各种简单的文字符号。火候一般约在900至1000度左右。其中大口圆底尊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黄釉尊极为相似。在普宁亦有类似的墓葬和器物出土,可知广东烧制原始瓷器历史悠久。

龙川出土的西周《双耳陶罐》(图3),器外腹下身模印斜方格纹,其上直至口沿均用渴黑色矿物颜料描绘回形雷纹环壁三周,线条厚处发光,胎质坚硬.烧造这样的陶器需要掌握1250度左右的火候,说明当时广东制陶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双耳陶罐 周 高16.0cm 口径11.5cm 广东省龙川遗址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商周时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区。在《尚书·泰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南夷”、“仓吾”、“南瓯”、“南国”、“南海”等词,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也发生战争。在这过程中,逐步扩大了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现的印纹陶,大口圆底尊和彩绘陶器等,它对进一步研究当时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上,无疑是增添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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