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晋、南朝和隋、唐、五代，广东的制陶工艺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从古窑址和墓葬出土的陶瓷观察，各地的陶窑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已转向主要烧制釉色晶莹的青釉陶器。几何印纹陶和陶屋、陶灶、家禽、家畜等模型器，在晋代还有少量出现，但晋以后已基本消失。晋代和南朝的青瓷器形有碗、盘、罐、盏、豆、灯杯、盂、盆、天鸡壶、唾盂和虎形器等。其中天鸡壶、唾盂、虎形器和青瓷砚，系晋代和南朝的新产品。施釉较厚，釉色一般青中带黄，闪闪发亮，均开片，是继承广东汉代釉陶发展而来．其胎质和釉色与福建、江西、浙江等同一时期的完全不同，火候也较低，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广州、韶关、连县、始兴等地晋墓出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青釉瓷砚，制作也很精美，这和晋人重视书法艺术，书家辈出是分不开的，如王羲之、卫夫人、王献之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书家，同时学习书法也是晋人的一种风尚。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墓出土的灰陶犁田耙田模型、陶屋、陶井、陶盂、陶灶、陶釜、筛米俑、陶鸡、陶鸭、陶牛、陶马等小巧玲珑。鸡有笼，鸭有舍，牛有栏，马有厩，形态各异、生动逼真。其中有一件《水田犁耙模型》(图9)是这一时期难得的佳作。模型作长方型，长22厘米，宽16.5厘米，四角各有一漏斗状设施，中间纵贯一田埂，将耕地分为两块，一块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有一人使牛耙田，人和牛的形象都古拙粗犷。据研究，这件模型中的耙属于耖耙类，下有六个较长的齿，上有横耙，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耖耙类实物模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不断发生混战，在这三百六十多年中，广东地区相对比较稳定，《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可见江南一带曾经成为剥削阶级逃难苟安之所。广州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和“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墓出土的方格纹墓砖，印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士盛且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等文字，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图9. 水田犁耙模型西晋 长22.0cm 广东省连县墓葬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隋代在历史发展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这一时期的窑址，在广东境内迄今尚未发现，出土的陶瓷数量也不多，仅在广州、韶关、英德、封开、博罗、连县、始兴等地发掘过一批隋墓，其中有“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墓。出土的青釉瓷器有碗、杯、盘、盂、灯、四耳罐、六耳罐等，也有陶塑砖雕等。其中青釉器造型别致，釉色精莹，碗内一般均有仿洪州窑的规整的印花装饰，看来广东制陶工艺水平，比前期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唐代广东烧制的日用陶瓷，仍以青釉为主。两晋、南朝流行的天鸡壶、虎形器和印花碗等，已不复见。这时已开始使用圆筒形平底匣钵装烧青釉器。器形有碗、碟、壶、罐、盆、坛等。器物胎质厚重，扣之作声不清脆，硬度不强，均属陶胎，吸水性大，施釉较厚，均开片，器物外壁均施半截釉，平底、满釉和环底器数量极少，不少釉层剥落或脱尽，普遍有此种现象。广东唐代器物，碗一般均敞口平底，素面无纹，这类碗与潮州唐代“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墓，和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形基本相同。也有一种碗，敞口，碗壁约四十六度左右倾斜，矮圈足，外壁压印有四条直线纹，四瓣口，这也是唐代瓷窑中常见的一种碗形。壶一般均带把，短流，平底，附盖，并附有一至三耳，也有无耳的。这类壶潮州窑出土较多，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梅县窑烧造的圆形十足青瓷砚，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其圆径约四十五厘米左右，这种精致的大型青瓷砚，在国内均极罕见。佛山、南海、新会等地烧造的高身青黄釉《陶坛》(图14)，造型也很精巧，器肩雕塑有我国传统的神龙，上下还粘附有人物环坛一周，并附有用手捏成的水波纹与象征佛教的莲瓣纹，器盖顶端雕塑楼亭小塔，表现了唐代陶塑艺人高超的艺术才能，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广东造瓷艺术的卓越成就。
图14. 陶坛 唐 通高87.0cm 广东省佛山新会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唐代广东主要流行馒头窑，这种窑型是受北方馒头窑的影响发展而来的。当时广东烧陶瓷和砖瓦均采用这类窑型。已发掘的潮州北堤头唐代馒头窑，平面近似半椭圆形，窑顶呈弧形，窑通长4.97米，分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等部分。由窑门进入为火膛，接着是窑室，后壁垂直，横剖面作半圆形，下端有三个长方形的烟门，其后是三个长方形的烟道。该窑的特点是窑门、火膛后壁与窑后壁均采用灰色耐火砖砌成，其余部分采用耐火土夯筑。另一种半椭圆形馒头窑，结构也大致相同，但整座窑均系用耐火土夯筑而成，极为坚硬。这类窑炉在广东梅县水东，增城朱村，南海奇石，新会官冲和三水，郁南等地，也有发现。这类半倒焰的馒头窑，按理至高窑温可烧至l300度，在还原气氛中可以烧成标准的瓷器。但从各地烧成的青釉器来看，火候一般约在900至l000度左右，严格地说还是属于釉陶，可见当时在掌握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方面，尚未达到熟练的地步。
五代窑址，仅在南海官窑发现一处，该窑烧制大批彩绘陶瓷器，打破了广东隋唐时期陶瓷不绘彩的旧习。1954年在番禺石马村发掘了“乾和十五年”(公元957年)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的昭陵，出土了近二百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制作精细、造型美观、釉色晶莹，是同时期青瓷中所罕见的精品，也是广东制瓷艺人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这批瓷器的出土，成为广东地区五代瓷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其中青瓷六耳罐和夹耳罐已先后被收入《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1955年)和《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1962年)，作为南方地区五代青瓷的代表作品。
唐代广东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釉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国，也出土了不少五代南海官窑的彩绘陶器。说明广东在唐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