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陶业始于何时？过去一直众说纷纭。李景康《石湾陶业考》云：“佛山某君藏有《石湾陶器考》墨稿，据谓先代所著，未经付刻。此书溯源于宋代阳江窑，次述阳江陶匠，因东莞白善陶泥较优，故有建窑于东莞制陶者。厥后由东莞再迁石湾，始设祖唐居。”“祖唐居”系石湾明末陶工店号，意即石湾窑始于明代晚期。此说缺乏论据，不足为信。《陶器考》说：“故老相闻，谓明末李尚书待问奉命往潮州办贡瓷，顺道返佛山，见石湾地方可建窑，并能容纳工人，即行建筑。”据考证，此说纯属传闻之误。因李待问乃万历年间进士，而石湾传世陶器有“宣德”、“成化”旧物，佛山出土的陶器亦有“洪武八年”、“天顺七年”和“成化壬寅年”的石湾窑黑釉陶罐。洪武乃太祖年号，早于神宗万历年十三朝。宣德乃宣宗年号，早于神宗万历九朝。天顺乃英宗年号，早于万历六朝。成化乃宪宗年号早于万历五朝。石湾亦有虞帝庙(俗称陶师祖庙)，创建于嘉庆年间，当时陶业必极兴盛，才建此庙。嘉靖亦早万历两朝。石湾有两座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龙窑，一座叫“南风窑”，另一座叫“大灶窑”。此外还有明正德年间编写的《霍渭崖家训》，其中提到：“凡祠堂祭祀，只有三爵用银外，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俱用石湾瓦器(即陶器)，不许用饶州瓷器。”正德乃武宗年号，亦早万历三朝，可见创始于李待问之谈，殊背事实。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又说“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代已迁于此，宋阳江窑今日早已消灭矣”。所以过去古陶瓷鉴藏家每谈石湾陶器，最古仅言明代。而每谈阳江传世陶瓷，必谈宋代，并无元明之作，此乃主观臆测难以置信，《南海县志》以及石湾莲峰书院中的清代《禁挖岗沙印砖碑示》也认为：“闻石湾之陶始于明代。”但《石湾霍氏族谱》记载：“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土名莘岗村，又名文灶。东西俱十六丈七尺，南北俱二丈五尺。”(可能是包括部分窑场面积)又说“雀氏原籍山西，南宋前迁于广东南雄，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再迁于佛山石湾。由此推算，霍氏三世祖原山的时间系在元代。从《石湾霍氏族谱》中的“文灶”图样，也可窥见这座龙窑全长约三十米。该图结构是从火门进入为火膛，窑旁设有窑门，窑顶有一排火眼(投柴孔)。佛山石湾和澜石元代墓中亦出土有大量元代陶器，其中有“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黑釉大陶罐。说明石湾陶器元代已有生产，并非始于明代。
《广东石湾陶器》一书认为：“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证之石湾陶工中有原籍阳江的，到现在他们每以清明节还回乡省墓。”据推理，此说难以置信。理由第一，南宋末年，从赵昺灭亡(公元1279年)算起，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一般人已有二、三十代子孙，按惯例来说这些子孙不会再回阳江省墓。第二，广东从唐代至明代火葬一直都很流行，这与当时佛教的普遍传播有密切关系。据《广州府志》载：“正德十六年魏校任按察史，禁民火葬。”其实当时广东火葬已经成风，难以禁绝。广东南宋一般人死之后，都是用陶坛装火化后的骨灰，然后埋在山上，地面仅用简单的泥块或砖石作为标志。这类陶坛墓不易保存。第三，窑工一般都是贫民百姓，死后不可能建筑牢固的坟墓给子孙后代百年瞻仰。第四，据调查所知阳江至今尚未发现南宋窑址。据此，宋末阳江窑工迁于石湾之说，应属传闻之误。亦有人认为石湾窑始于南宋中晚期，其主要推理是：石湾居民姓氏，极为庞杂，有陈、林、霍、梁、庞等十六姓。考其族谱，多自宋末移居其地，最确者为庞氏始祖，于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至石牌头。石湾至今还有石牌头名称。足资考证。而石湾《侯王庙碑记》所述初到氏族，皆与庞氏族谱相近。石湾田亩无多，可耕之地极少，居民必以陶为生也。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考古资料，不足为据。《陶器考》又引《搜神后记》谓“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其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大腹小口陶器)盛水置床帐上二角’因此疑石湾陶器创烧于晋代”此说亦属虚渺。《广东新语》说“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乡”。据此，《石湾陶器的源流、特色和历史地位》一文推论说“陶潜《搜神后记》所说晋代广州的瓦罂应是石湾的产品。”这纯属同一附和。广州虽出土有不少晋代陶器，从其胎质、器形、釉色等特征观察，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所出同一时期陶器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可以断为广东所烧。但广东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县市发现古窑遗址，可见广东烧窑不止阳江和石湾两处，而且至目前为止石湾尚未发现晋代古窑，故广州晋代瓦罂出于石湾之揣测，亦难以成立。
近三十年来，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佛山地区和毗邻各县市作了多次古窑遗址的调查。1952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一处北宋窑址，并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一处。1957年在高明大岗山，三水洞口、新会官冲、南海官窑、佛山石湾、中山碗窑径、番禺沙边等地发现唐代、五代、宋代、明代窑址七处，随后又在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之大帽岗进行探挖，发现唐代窑址被压叠在宋代窑址之下。1962年在增城西瓜岭发掘了战国时代窑址一处。1963年在博罗角洞发现明代青花瓷窑一处，随后又在博罗石湾发现明代仿龙泉窑青瓷窑址处。1972年又在佛山石湾西北面的小塘奇石发现唐宋窑群。1973年在南海官窑公社发现一处已受毁坏的南朝青釉瓷窑遗址。1976年复查奇石窑群，并对佛山石湾唐宋窑址进行了挖掘，进一步证实了佛山石湾窑与奇石窑的年代均属唐宋两个时期。上述窑址的调查发现与发掘，对石湾窑的源流、地层堆积、工艺特色、制作技术以及佛山石湾毗邻各地古窑址的面貌及其内含与互相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位于石湾镇之东的大帽岗。这处古窑遗址是1957年发现的。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到现场复查和采集标本时，并选择遗物堆积层比较丰富的地段继续往下探掘，发观这里的堆积共分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系逐年从岗顶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淡黄色沙土，未见任何文化遗物。笫二层是原来的地面与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长方形窑砖，其侧面有些粘连有很厚的墨绿色玻璃釉，有不少瓷器与匣钵粘连在一起变成废品。从陶瓷碎片来看，釉色有酱釉和青釉等种；器形有碗、碟、盏、壶、杯、罐、盒、炉、沙盆和兽头陶塑；窑具有匣钵、擂盆．试片等。第三层是被压叠的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青釉和酱黄釉碗、碟、盆、坛、炉等，均系半陶瓷器。坯胎一般显得比较厚重，火候较低，胎质松驰，硬度不强，外壁施半截釉。其中碗、碟与潮州唐代窑址及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形基本相同，出土的高身陶坛与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形亦基本一致。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古窑，系同属石湾窑系统的唐宋窑址。这里依山傍水，范围很大，从北面奇石村的虎石山起至南面的崩岗头山止断续绵延长度约三公里。古窑主要密集在虎石山、大庙岗、桂林园、石头岗、新丰顶、岗园山、旁岗山、高岗山、崩岗山等九个山岗，共露出二十多座北宋时期的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从断层剖面观察，其中有三座龙窑，窑底压叠着十一座已受毁坏的平面为半椭圆形的唐代小型馒头窑。这些唐宋窑址出土的遗物其器形、釉色、烧制方法等与石湾窑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石湾与奇石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瓷器有不少刻印有“张可”、“安祖”、“潘南”、“潘安”等工匠姓名。奇石窑器物还刻印有“嘉祜口口”(公元1056～1063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等北宋年号。这是当时烧窑的绝对年代。
过去有不少人受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的影响，认为许之衡是广东人，他所写广窑史料当有所据，所以在研究广东陶瓷发展史时，也跳不出《饮流斋说瓷》中的时代框框。认为研究广东出产的瓷器，只能追溯到宋代，而且认为宋代广东烧瓷器的地点只有阳江一处。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方法，想研究广窑的历史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考古材料，才能对广窑的历史有较全面的了解。近三十年来，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在广东韶关、曲江、连南、饶平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至明代古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造形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标志着广东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对研究广窑的历史，无疑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至于说广窑只有阳江和石湾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所以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说法，同样也不能成立。从调查所得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早期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的胎质、釉色和器形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