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在佳士得(微博)拍卖专场上，美国古董商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拍得，创下历来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由此，中国元代瓷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元代青花瓷器自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先生发现并发表大维德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来，中国元代瓷器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关于它们的诸多研究随即拉开序幕，以至于在长达80多年当中，英国学者、美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相继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但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以及窑址资料的匮乏，是始终困扰人们的难题。为此，笔者在此探索性的做一些阐述，算是抛砖引玉。
西风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瓷器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器物。世界早先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和“瓷器”开始的。中国瓷器以青、白、黑、蓝、彩等诸色而闻名与世，青瓷是中国的母瓷之称，从商周开始延续发展数千年，尤其青瓷和白瓷发展到唐代成为主流名瓷称霸世界。青花瓷在唐代虽然诞生，并和越窑、邢窑、长沙窑等一道出口东南亚、中东和埃及等国家。但它没有形成主流，一度被历史埋没。五代和宋代名窑辈出，尤其宋代六大窑系纷纷登场，工艺的精湛和装饰风格的内敛，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绝唱。
到了元代，战争的洗礼、王朝的更替、蒙古少数民族民族入驻中原，各民族的大一统，唐宋延续以来传统文人文化趋于平淡。但大批宋代(金和南宋)旧文人归隐，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亡。元代汉儒主体文化在历史夹缝中诞生了新的传统文化。比如：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图扩张和大规模对外战争征服杀戮时期的汉儒背景。
说到元代瓷器发展，必然要了解蒙元整个历史和社会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图案纹饰、文化题材、烧制工艺等，并非如很多学者和收藏家所说来源西亚和蒙古族的主体意识。现在一部分学者和收藏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越来越发现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蕴含的汉儒文化因素占到主体位置，这种汉儒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归结到明代早期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蒙古民族入驻中原，不可能推崇汉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汉儒传统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仔细研究蒙古整个历史和社会面貌，我们会发现汉儒因素始终贯穿整个蒙元帝国。
追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灵魂人物成吉思汗是我们必然要客观了解的。因为他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帝国，必然要影响到整个蒙古时期统治和之后元代整个社会。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亲，受尽强势部落的凌辱和欺诈，由母亲携带生活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采集来维持生命，这种特殊的草原原始丛林社会环境，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 。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