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明代中期瓷器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办。这是国博古陶瓷研究系列研讨活动之一，2019年和2020年曾成功举办了“明代早期瓷器研究”和“明末清初外销瓷研究”。
会议分为明中期传世瓷器研究、考古出土的明中期瓷器研究、明中期瓷器工艺和审美等特征研究、明中期瓷器外销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四个主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院长陈煜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艺术博物馆等文博机构的12位专家学者发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杨桂梅的主持下，经过一天紧张而热烈的学术研讨，成果非常丰富。
一、传世瓷器研究
空白期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故宫博物院藏有70余件这一时期官窑和民窑所烧造的瓷器，黄卫文研究员对这些瓷器进行了统计整理，除装饰风格鲜明的民窑瓷器之外，许多藏品可与近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新资料相对应，便于分析这些瓷器的收藏情况、生产时代、工艺特点及其反映的“空白期”制瓷业发展情况。
中国国家博物馆张润平研究员对所藏的明代中期瓷器进行了整理，国博所藏明中期瓷器多为景德镇窑烧造，品种繁多，主要有釉下彩、青花加彩、斗彩、杂釉彩、釉上彩、颜色釉、仿哥釉等种类，这些器物多见瓶、罐、花盆、炉、杯等生活用具，其装饰纹样也十分丰富，包括有人物故事、花鸟鱼虫、龙凤瑞兽等等。
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杨俊艳研究员对北京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所藏的12件明代中期瓷器进行了介绍，其中有一件青花人物故事图大罐为代表器物，在造型、胎釉、装饰等方面都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国家博物馆耿东升研究员重点关注近年在北京地区的非公有博物馆中所见的空白期瓷器，这批民间传世的景德镇窑空白期瓷器在品种、纹饰、器型上都比较丰富，还发现有极为少见的“大明天顺年制”款瓷器，丰富了对于空白期瓷器的传统认识，弥补以往对于民间传世空白期瓷器的认知，并对“大明天顺年制”款瓷器进行了研究。
明中期后段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制瓷工艺精进，在装饰技法上有所创新，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天津博物馆所藏的明中期瓷器品种丰富，涵盖了当时的大部分产品类型。天津博物馆刘渤研究员在天博馆藏中选取了30余件该期所烧造的瓷器，与国内外博物馆藏品，以及同时期其它窑口瓷器进行了比较研究。
明中期后段的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中的弘治官窑瓷器品质精良，但在数量和品类上都不及成化和正德时期，因此以往各界对弘治官窑的认识都比较模糊。故宫博物院的王健华研究员将研究重点投向了两岸故宫所藏的弘治朝瓷器，两岸故宫中所藏瓷器多为流传有序的清宫旧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弘治官窑瓷器的整体面貌。
二、考古出土的明中期瓷器研究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即明代官窑遗址，其所出土的实证材料能够与馆藏和传世的明中期瓷器进行比对并相互补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研究员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御窑厂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对弘治正德两朝的遗物堆积情况有了新的认识。这两朝瓷器遗物的大规模堆积较少，弘治的产品种类不多，基本沿袭成化官窑瓷的纹样，与之前对传世弘治官窑瓷的认识可相互印证。正德时期的产品种类和器型较弘治时期丰富，以八思巴文和阿拉伯文装饰最具特色，同时遗址中出土了配制釉上彩的原料，也反映出官窑的内部分工之细致以及生产规模之庞大。
湖北省博物馆的蔡路武研究员针对地域性出土的明中期瓷器有了新的发现，他以湖北出土的明中期瓷器为研究对象，这批出土材料多来自于湖北的藩王墓和其他明墓当中。这些出土瓷器少见赏赐官窑器，多见藩王定烧的瓷器，质量介于官窑和一般的民窑之间，具有“类官窑”的性质，与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空白期”可对比印证；此外，湖北地区还发现有作为商品瓷流通的民窑产品。
三、明中期瓷器工艺和审美特征研究
对于瓷器的烧造工艺、审美特征等相关研究上，首都博物馆的龙霄飞研究员对成化时期瓷器的艺术审美风格进行了研究，从成化皇帝个人喜好、明早中期思想文化特征等社会因素、成化时期景德镇制瓷工艺和用料情况三方面一一作出分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杨桂梅研究员细致统计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旧藏和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出土的成化时期官窑器物共计933件，并从器型、釉彩、纹饰、装饰特点等多方面展开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成化官窑的特点，探讨了成化斗彩瓷对彩瓷烧造所带来的影响。
从宣德朝开始，明代御窑瓷器上一直流行一种“折枝花果纹”画样，首都博物馆的裴亚静研究员针对这类“折枝花果纹”进行了探源分析，论证折枝花、折枝果如何自古代中国绘画中产生并流变至瓷器的纹样主题，并分析了折枝花果纹所含的寓意。
四、明中期瓷器外销及文化交流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秦大树教授对明中期的瓷器外销有了新的认识。在郑和下西洋到嘉靖葡萄牙人开埠和隆庆开关期间，明政府厉行海禁，因此，明中期前段的瓷器外销一直处于低谷期，但成化以后又再次出现了瓷器外销的小高潮，并且外销瓷品种从龙泉窑转为以景德镇窑青花瓷为主，秦大树教授对以景德镇窑青花瓷为中心的贸易瓷器的输出范围、品种与特点、贸易背景进行了分析，从宏观上展示明中期景德镇窑瓷器的外销与多元贸易图景，并探讨了明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规模和范围扩大的主要原因。
明代中期瓷器生产是明代景德镇瓷器发展历程上的一处重要的衔接点，是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对这一领域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推动了明代瓷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业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也为加深未来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专家发言内容摘要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明中期中国瓷器的外销特点及相关问题讨论》
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开始厉行海禁，直至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开埠澳门，及随后的隆庆开关，人们一般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瓷器的外销处于低谷时期。在正统至天顺年间，中国瓷器的外销的确处于低谷时期，但成化以后中国瓷器再次在海外较多的发现，成为环球贸易体系成熟以前的一个瓷器外销的小高潮。特别是，这期间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品种发生了一个完全的嬗代，从以龙泉窑为主变为了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本文在对海外发现的明中期中国瓷器进行全面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对以景德镇窑青花瓷为中心的贸易瓷器的输出范围、品种与特点、贸易背景进行了分析，试图从宏观上展示明中期景德镇窑瓷器的外销与多元贸易图景。并探讨了明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规模和范围扩大的主要原因。
耿东升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对所见民间传世景德镇窑空白期瓷器的相关认知》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29年，以往被学界贯以“空白期”、“黑暗期”等称谓。但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来看，烧造瓷器此事在这一时期从未中断。基于前辈研究，且伴随景德镇等地考古发现出土器物，对于此时期生产器物的讨论和研究跟进一度引发学术热潮。也使得对于“空白期”官民器物的区分亦愈见清晰，尤其对于原有公立博物馆所藏相关瓷器认识不断加深，但对于流散民间器物的认识尚且不足。
本文所涉及明代空白期器物为本人近年所见，主要见于非公有博物馆的藏品（北京地区）。其品种、纹饰、器型丰富，有青花、白釉、蓝釉、哥窑等品种，以及少见的“大明天顺年制”款瓷器。本文结合博物馆及出土瓷器，对此类器物的造型、纹饰、款识展开讨论。此批器物丰富了对于空白期瓷器的传统认识。弥补以往对于民间传世空白期瓷器的认知。
黄卫文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博物院藏明正统至天顺朝瓷器研究》
文献、传世品和考古资料表明，明正统至天顺朝（1436～1464年）是明代制瓷发展史上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在民窑烧造较为兴旺之外，近年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也证明，这一时期的御用瓷制作亦很兴盛，其生产品种和产品风格与前后时期的官窑制瓷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笔者统计，故宫博物院现藏正统至天顺朝官、民窑瓷器藏品约70余件，除装饰风格鲜明的民窑瓷器之外，许多藏品可与近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新资料相对应，它们是正统至天顺朝御器厂依样所制皇家用瓷的珍贵遗存。本文依据文献档案记载及最新考古资料对这部分藏品的收藏情况、生产时代、工艺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的“空白期”制瓷面貌等问题给予一定的分析研究。
杨桂梅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明中期成化御窑瓷器的观察与分析》
北京故宫藏品数据总目中有191件成化瓷器、《（台北）故宫瓷器录》（第二辑明甲上编）记录台北故宫收藏有579件成化瓷器、《明代成化御窑瓷器》图录中有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出土的成化瓷器残件163件，共计933件，基本涵盖了目前存世的成化御窑瓷器的品类。本文通过对这933件成化瓷器的观察、统计与分析，从器型、釉彩、纹饰、彩料、装饰特点、款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出成化御窑瓷器在继承与创新方面的特点，探讨成化斗彩瓷器对后世官窑和民窑彩瓷发展的具体影响，以及明中期成化年间作为中国瓷器生产风格转化的重要时期，对后世瓷业生产之工艺特点与艺术风格产生的深远影响。
龙霄飞 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
《明成化时期瓷器艺术审美风格成因探析》
成化一朝瓷器整体呈现出柔和淡雅、轻灵秀美的面貌，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这一时代审美风格的形成有其人文、历史、工艺等方面的原因。报告从成化皇帝个人性格与对器物的喜好、明代早、中期思想文化特点与时风影响等社会因素和成化时期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与用料的变化等技术因素做了详细探析。
裴亚静 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
《明代景德镇御窑“折枝花果纹盘”画样探源》
从明代宣德开始，景德镇御窑开始出现一种“折枝花果纹盘”画样，目前所见有两种图案，一种是盘心为折枝栀子花，盘内壁配以折枝石榴、柿子、葡萄、莲实四种瑞果纹，盘外壁为缠枝花卉七朵；另一种图案是盘心绘画折枝石榴，盘内壁配以折枝桃、荔枝、樱桃、林檎四种瑞果，外壁绘四朵折枝莲花。这两种画样的烧造有青花、黄地青花、蓝釉白花、白釉酱彩、白釉浅褐彩品种。“折枝花果纹盘”官样，从宣德御窑创烧以来，历经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御窑，一直延续到明嘉靖时期，成为两种固定的御窑瓷盘画样。只是不同时期盘子落款方式不同。本文从中国古代绘画中折枝花及折枝果的产生，瓷器上折枝花果纹的出现，以及古代文人眼中折枝花果寓意等方面，探索“折枝花果纹盘”官样产生的源流。
王健华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明中期弘治朝瓷器简述》
作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重要时期之一的明代弘治时期，其官窑瓷器胎质细腻、釉光莹润、造型秀丽、纹饰精细、色彩柔和，但弘治官窑瓷器数量和品类上较前后成化和正德时期均偏少，品种主要以黄釉瓷、白釉瓷和青花瓷等为主，所绘纹饰较为单一，总体略显单调，不及成化官窑瓷器的精美辉煌以及正德官窑瓷器的独具特色，因此始终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考古出土资料及史料记载的相对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对弘治官窑认识较为模糊。
本文通过对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有官窑款的弘治瓷器进行归纳整理，使人们对弘治瓷器的收藏现状有初步了解。由于弘治官窑瓷器在器型上以碗、盘等日用器为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所藏重复品较多，且收藏关注度较差，两岸故宫中所藏瓷器多为清宫旧藏，流传有序，对于弘治官窑瓷器的收藏从数量和种类上来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弘治官窑瓷器的整体风貌。
江建新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谈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弘治、正德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
根据近几十年来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清理发掘情况看，弘治、正德官窑遗存发现不多，烧造量不大似与文献记载吻合。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其弘治、正德官窑遗物大规模的堆积比较少，且遗物一般多与其它时代官窑遗物堆积在一起，数量和品种不多。从历年来出土的弘治官窑瓷器看，其产品种类不多，器型不是很丰富，与传世弘治官窑瓷器可相互印证。弘治官窑瓷器装饰纹样基本沿袭成化官窑瓷器上的纹样，且较为简单，缺少变化。弘治官窑瓷器款式大都是“大明弘治年制”双行六字楷书双圈款，不见有成化的双框方款式。
从出土的正德官窑瓷器看，产品种类和器型略比弘治官窑丰富，以黄地绿龙纹盘罕见，该盘黄地上填以矾红，即所谓的“黄上红”器，似有特殊含义。正德官窑瓷器以八思巴文、阿拉伯文装饰最具特色。八思巴文主要出现在碗、盘底部，为八思巴文“正德年制”款，这类款式明官窑瓷器中只见在正德官窑器中。阿拉伯文在正德官窑瓷器中大量流行，碗、盘、瓶、盒、烛台、栏板等器物上多见有这类文字装饰，有的甚至把它作为主体纹饰，这成为正德官窑瓷器装饰中的一大特色。正德釉上彩器需多次彩绘烤烧而成。正德地层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说明当时御窑厂内分工细密，不仅有二十三个大作坊，且在作坊内部还有细密分工，彩绘颜料是在御窑厂作坊内加工制作的。弘治官窑生产规模与前代相比，确实有萎缩，整个产品的种类比较简单。根据文献与出土遗物印证可知，正德初官窑生产开始全面恢复，烧造的品种与数量远远超过弘治，标志着正德官窑由弘治的衰退逐渐转向短暂的兴旺。
刘渤 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
《天津博物馆藏明中期景德镇窑瓷器研究》
明代中期的景德镇窑瓷器，主要是指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烧制的瓷器，上接明永乐、宣德旧制，下开明嘉靖、万历新貌。天津博物馆藏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品种主要有斗彩、釉上彩、颜色釉、青花四个品种。器型有香炉、烛台、碗、孔明碗（诸葛碗）、盘、葫芦瓶、方瓶、罐、方盒、花插、绣墩、宗教人物塑像等。
本文按釉彩选择具有代表性的30余件天津博物馆馆藏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与国内外博物馆藏品，以及同时期其它窑口瓷器进行一下比较研究。天津博物馆藏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涵盖了当时的大部分产品，除了少量的斗彩瓷、颜色釉瓷和釉上彩瓷外，突出的是青花瓷器，有宗教人物造像、有人物故事图香炉和葫芦瓶，还有明正德款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反映了当时对文人雅士生活的追崇和皇帝信奉宗教对瓷器的影响，以及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
张润平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明代中期瓷器品种综述——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为例》
本文系统研究了馆藏明代中期瓷器品种、器型和纹饰。明代中期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时间跨度为86年。明代中期瓷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指“空白期”，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至今考古未发现三朝有确切纪年款识的官窑瓷器，随着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遗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与学术研究的深入，“空白期”瓷器面貌已逐渐清晰，以青花瓷烧造为主，使用国产青料，偶见掺用苏麻离青，精品青花瓷发色蓝中泛灰，造型饱满，纹饰精细，器形和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后期为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瓷器以官窑器制作最精，民窑器随意洒脱，画面以写意性强为特征。青花使用国产青料平等青，胎体洁白，釉质肥腴，造型秀巧，纹饰精美淡雅。成化青花、斗彩和弘治黄釉瓷为这一时期名品。
国家博物馆馆藏明代中期瓷器有100余件，品种丰富，质量较高，造型多样，纹饰丰富精美。品种有釉下彩、青花加彩、斗彩、杂釉彩、釉上彩、颜色釉、仿哥釉、素三彩和珐华等。馆藏明代中期瓷器造型主要有罐，梅瓶，象耳瓶，扁瓶，贯耳瓶，葫芦瓶，执壶，炉，三足炉，坐墩，水仙盆，水盂，器座，盒，盘，诸葛碗，高足碗，碗，高足杯，杯和菩萨坐像等。纹饰主要有携琴访友，高士图，祝寿图，婴戏图，狮子戏球，麒麟望月，鸳鸯卧莲，鱼藻图，云龙，穿花龙，瑞兽，麒麟，海马，鹭鸶，洞石菊花，折枝果（樱桃、柿子、荔枝、桃、石榴、葡萄、束莲），缠枝（牡丹、莲、瓜、灵芝、葡萄、菊花），蕉叶，八宝，花蝶，莲瓣，阿拉伯文、梵文和月华纹等。所藏明代中期瓷器有景德镇官窑生产，也有民窑产品，有外销瓷品种，也有山西地区生产的珐华产品。
蔡路武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湖北出土明代中期瓷器述论》
湖北明代藩王较多，藩王墓葬和其它明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明代中期的瓷器，其来源方式和性质：少见明早期的赏赐官窑制品，多为藩王定制专烧器，其质量介于官窑和一般民窑之间，“类官窑”性质，由官方挑选并控制的专门窑口或高档民窑生产。在这类瓷器中，虽然有一部分质量上佳者，但和官窑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制品。2014年御窑出土的“空白期”时期的官窑产品和湖北出土的该时期的瓷器对比印证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商业流通的民窑产品。
根据2014年御窑出土的“空白期”时期的官窑产品，可知正统、天顺两朝不乏一些精致的产品和少见的品种如绣墩、枕头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上承宣德余绪，下启成化新风，英宗朱祁镇在瓷器发展史上还是有一定作为和贡献的，和原来的认识有一定的出入。正如耿宝昌先生所言：“天顺时期正是明代瓷器从早期向中期飞跃转变的枢纽。其时的制瓷业不仅发扬了永乐、宣德以来的优秀制瓷工艺的传统，而且初步奠定了造诣极高的成化瓷器的基础。”
杨俊艳 北京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中期景德镇瓷器梳理与研究》
明代中期，是景德镇瓷器烧造史上的又一个非常重要时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因这三朝官窑瓷器出土与传世器物数量较少，且很少署年款，使人们对其面貌认识不够而了解不深，故出现了“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概念。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墓葬考古纪年瓷器的不断涌现及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证明了所谓“空白期”实际上并不空白。其中青花瓷器即为典型代表，不论是青料、呈色和画法，还是装饰题材、内容与风格，均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段包括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瓷器品质优良，装饰技法多有创新，并自成一体，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时代特征。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12件，均为北京市文物局拨交文物。品种以青花为主，也有黄釉制品。造型分盘、碗、罐、绣墩等，其中尤以青花人物故事图大罐为代表。虽属传世品，但在造型、胎釉、装饰等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且鲜有发表。本文即结合出土文物与考古研究资料，对馆藏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文：耿东升 杨桂梅）